毕业展既是美院毕业生们毕业作品的展示，也是他们步入社会、接受社会检阅的第一步。他们由此所赢得的赞扬与喝彩将成为前行的动力。今后，他们将接着这一步坚定、独立地走下去，成就各自精彩的人生。
“学”之本义为觉悟，以觉悟所未知。学这个字有自觉与觉人两种意义，读书、行事以求觉悟者，皆谓之学。我们学的是艺术，而艺术通过感性之操演开启身心，让我们对这个世界有所感觉、有所感悟。“生”字的意义，是生活或是生存。学生所学的是人生之道。学就是生，生就是学。这里的关键是，我们都是社会的学生，我们学习的是生活。
在陶行知先生看来，教育只有“通过生活才能发出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教育之目的首先是要“造就有生活力的学生，使得各个人的生活力更加润泽、丰富、强健，更能抵御病痛，胜过困难，解决问题，担当责任。学校必须给学生一种生活力，使他们可以单独或共同地去征服自然，改造社会”。
“生活力”是陶行知先生百年前提出的命题。在百年后的今天，“生活力”又有着特别的意义——生命之活力、生活之动力，对于我们每个人在这疫情绵延中的身心安顿尤为重要。
陶行知深信，学校生活是社会生活的起点，因为社会即是最伟大的学校。“在社会的伟大学校里，人人可以做我们的先生，人人可以做我们的同学，人人可以做我们的学生。”读到这些话，我非常感动。近年来，我反复强调每个人生命中的“艺术时刻”，就是要倡导一种“无墙的学院”、一种“人人的艺术”。这与蔡元培、陶行知先生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这种精神贯穿百年，呈现出中国艺术教育独特的价值伦理，也赋予我们一种观照现代历史的反思性的视野。
一百年前，恰是现代主义大爆发的年份。T.S.艾略特的《荒原》、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卡夫卡的《城堡》……都在1922年横空出世，成为盛期现代主义的奠基之作，这一年因此被称作现代文学史上的“奇迹之年”。还是在这一年，冯雪峰、汪静之等人在杭州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新诗组织“湖畔诗社”；叶绍钧、朱自清创办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本新诗刊物《诗》；鲁迅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无论中国还是西方，一百年前这些现代主义经典，呈现出的大都是那个时代的压抑与挣扎、孤绝与荒诞、困惑与迷茫，其背后隐藏着的，往往是生命意义的危机、生活力之匮乏。
对此，高尔基写道：“往日的作家具有广阔的构思、和谐的世界观、强烈的生活感，整个辽阔无垠的世界尽在他们的视野之中。可是在现代作家那里，作为感情和思想之合成体的个性却变得越来越不可捉摸，越来越暗淡模糊，越来越脆弱可怜。作者已经不再是世界的一面镜子，而变成了一片碎玻璃。它被丢弃在城市街头的尘埃之中，再没有能力反映出广大的社会生活，而只能反映破碎心灵的残破琐屑。”
一百年过去，这样一种精神状态、这样一种心灵危机在文学和艺术界缠绵不去。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提“生活力”，正是要提倡以艺术的实践，开展出一种“向上向前的生活”，克服艺术心灵中的现代性危机。
向上向前的生活，需要化孤独为共同，需要在共同生活中发现生活的目的与可能，在生活的汪洋中开辟出自己的航道。艺术的学习是一种生活，无论学的是哪个专业，从事各行各业，经历了艺术生活的我们，都需要去更切近、更具体、更强烈、更深刻、更全面也更精微地把握这个世界，并且用自己的所知所学去改善我们的生活，使之“向上向前”。
对于学艺术的人来说，日常生活就是最前线，我们要尝试着去重新发明日常。重新发明日常，不只需要行动的勇气与精神的动力，更需要想象力和创造力，需要我们在这个被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增强现实重新构架的日常生活现场，发明出新的技术、新的方法、新的路径，藉以开启一种朝向未知的生活实验。那将是一种创造性的差异化力量，一种使文化价值再造、使感受力蔓生的潜在能量。这种潜在的能量将自下而上地改变日常生活的内在机理，使之“向上向前”。
“生活力”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我认为，是刘禹锡所说的——“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因为艺术不只是一种专业、一份职业，首先是一种人的状态，一种自我想象、自我改造、自我实验、自我解放的状态。艺术家在创造作品的同时，也在更新自我，也在重新塑造我们的生活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艺术也就成为生活世界的一面异质的镜子，成为新生活的一种精神准备。
（作者系中国美术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