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明珠”敦煌石窟艺术，自20世纪初被发现后，很快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家寻找文化之根、创新之源的艺术圣地。它更如一块磁石，吸引一代代中国美术家亲身前往，临摹、写生、创作，汲取敦煌艺术中民族文化的精神给养，书写他们每一个人与敦煌的故事。
9月23日，“敦煌艺术与当代中国美术的创新”学术讲座在北京南池子美术馆举行。本次学术讲座作为持续至10月23日的“我与敦煌——靳尚谊唐勇力绘画展”系列活动的一部分，由展览总策划、北京外国语大学艺术研究院院长宁强主讲。
从张大千、常书鸿，到董希文、靳尚谊，几代艺术家的努力又将呈现怎样的成果？继承与创新是中国艺术家的必经之路吗？展览与讲座都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展览以画家靳尚谊和唐勇力的绘画作品为展出对象，首次集中呈现了靳尚谊1978年在敦煌写生的6幅作品及唐勇力《敦煌之梦》系列中的20件作品，梳理了两位艺术家的创作与敦煌壁画的联系，以及中国当代艺术家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之路。
宁强介绍，展览作为油画家和国画家的联展，旨在对一代代前往敦煌石窟朝圣、膜拜、学习、感悟的艺术家的心路历程和他们取得的成果做一个梳理和总结：“无论你是画国画的还是画油画的，甚至从事雕塑艺术创作，在敦煌都能找到你自己的影子、都能找到你想要的东西、都能够受到感染和启发。”
1935年秋，在巴黎留学的常书鸿无意中接触到敦煌石窟艺术，于是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的决定：放弃巴黎，回国去敦煌。从塞纳河畔到北平街头，从山城重庆到河西走廊，常书鸿辗转8年，跨越千山万水，终于走到了魂牵梦绕的敦煌。像常书鸿一样，在敦煌艺术的滋养下，中国美术家们经历了动荡时代下文化格局的分流与聚合，内心经受着震动并完成向现实的艰难转型。“虽然油画是舶来品，它的起始点是西方艺术，但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不管你生活在什么时代，都需要找到自己的根、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这就是在敦煌能够找到的中国艺术的伟大传统。”宁强说。
靳尚谊的“敦煌故事”，从改革开放初期就开始了：1978年，他在常书鸿的带领下远赴敦煌，住在当地的一个小招待所里，“那个时候敦煌的游客不多，前来参观的人很少，所有洞窟都开放给我们临摹，没有限制，因此我们参观得非常细致。”靳尚谊回忆。在敦煌的半个月，靳尚谊没有沿袭张大千开创的以线描为主体的传统壁画临摹方式，也与其他人用水粉临摹的方式不同，他每天用油画临摹洞窟壁画，“都是临局部，挑选我喜欢的部分临摹，用写实的方式把敦煌那些已经氧化破损以及墙上斑斑驳驳的景象全都描绘出来”；他认为，这种视觉效果用油画画起来很有意思，“它就像是油画中的灰调子，复杂而和谐”，“比如人物的皮肤以前是白色的，后来变成黑的，变化之后就很复杂了，油画这种艺术语言恰恰是最能直接反映出当时看到的敦煌壁画的景象”。
“如果你喜欢敦煌艺术里的女性之美，你可以找到美人；如果你喜欢魁梧有力的超人形象，你在敦煌可以找到天王和力士；如果你喜欢佛陀的智慧，你在敦煌可以看到千千万万个佛陀……”宁强所言的“艺术选项”，在唐勇力的绘画中，被直观地呈现为对技法的探索——《敦煌之梦-绿色希望》《敦煌之梦-大唐盛世》《敦煌之梦-祈祷太平》……多年的敦煌考察，让唐勇力注意到敦煌壁画在历史的流程中经过岁月的剥蚀，出现的颜色脱落的痕迹，他把这种痕迹拿到自己的绘画中，使之变成自己的技法与肌理——“脱落法”与“虚染法”于是应运而生。在敦煌的影响下，唐勇力的《敦煌之梦-千手观音》
《敦煌之梦-西部石匠》《敦煌之梦-与佛有缘》等诸多作品，都将佛教文化、历史传说与现代人的生活日常联系起来，希求打破时空界限，将历史与时间、传统与现代、传统佛教信仰与当代民间佛教信仰之间千年相续地联系融合在一起，从而“再创敦煌之梦”。
张大千、常书鸿、董希文、吴作人、靳尚谊、唐勇力……几代艺术家都将敦煌视作艺术的朝圣之地，而他们的创作，更串联起20世纪以来中国美术的传承之线。宁强认为，他们通过写生或临摹，都从中国传统艺术中认识到具有东方和本土特征的造型体系，特别是从创作上“发现”了中国传统艺术，更为当代中国美术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而中国当代美术繁荣昌盛的历史根源和强盛底气，也正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