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到了这样一个节点，首先看到的不是艺术而是空间。进入脑海中的是一个白色的、理想化的空间，而不是任何一张独特的图像。”
——布莱恩·奥多尔蒂
《在白立方之内——美术馆空间的意识形态》
“如果未曾生产一个合适的空间，那么‘改变生活方式’、‘改变社会’等都是空话。”
——昂利·列斐伏尔
《空间：社会产物和使用价值》
1981年5月，纽约新美术馆，一场名为“回顾替代性：1969-1975历史综览”的展览开幕，以文献、录像、实物以及再度创作的装置和表演等形式，再现了曾一度活跃于纽约艺术现场的七家替代性空间的工作、理念及它们对艺术世界的持久影响。这场展览本身也在日后成为新美术馆的历史中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为机构的自反性实践提供了一个可以反复回看的参照点和对比语境。在当年的展览前言中，策展人Jacki Apple如此来表述“回顾替代性”的任务：它不只是关于替代空间及其历史的讨论，更在于阐发和传播“一种在现实世界更广泛的语境中仍具有意义和发挥作用的，替代性的声音与想象”1。而这正是“替代性”仍在，且正在被不断重提的动因之一：今天又该如何接过Apple提出和传递下来的问题，在更具关联性的语境之中延续替代性的实践，信念和希望呢？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在几十年后的北京，当我们策划这场名为“替代空间的替代生命”的展览，“替代性”在这里不仅仅是一个需要考察的历史概念，更是一个不断延伸和打开的，指向未来的现场。如果需要为替代性的实践寻找一个历史，最困难的地方或许在于，没有一个音调、一种线条、一套语汇能穷尽它的变化，代理它的全部。我们在可见性的领域妄图捕捞和加以固定的，不过是一些切面，具体而微的瞬时，充满误导性的吉光片羽。替代性实践是无法被穷尽的复数，它们彼此无法被替代。而我们的展览也只能是一种尝试以视觉知识来叙事的努力，基于个案和最具体的实践，来暗示它们背后的巨大轮廓。
当然，在文化政治的角力场上，作为参与者的“替代性空间”有它自己的谱系。比如上文提到的“回顾替代性”展览所追溯的正是它的盛期，也是这一指称被确立的时刻。2 事实上，早在1969与1970之交，MoMA举办了一场名为“空间”的群展，在机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艺术馆的空间应该按照艺术家们的诉求来计划和建造，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传统意义上艺术馆的角色的挑战”，从此，以MoMA为代表的公共美术馆不再是仅仅保存艺术品的房子，而将为艺术家们的理念转化为现实所服务和努力。MoMA的这一姿态是在1969年初成立的艺术工人联盟（AWC）的不断抗议和施压下给出的部分回应，后者要求美术馆等机构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向艺术家特别是缺少资源的年轻艺术家和公众敞开，将其决策过程向社会开放，摆脱大企业和私人财阀的控制等等。3 虽然这些问题至今仍笼罩着几乎所有的公共艺术机构，但正是艺术家们对抗主流和既存权力秩序的努力最终促成了机构的反思和转向。确实，在这个时期，替代性空间的存在为一大批被拒绝在展览机制之外的、富于先锋性和抗争意识的艺术家提供了物理上和精神上的家园。到了1980、1990年代，替代性空间在美国由于各种客观因素趋于衰落，但它的影响在亚洲各个国家和地区如香港、台湾、印尼等逐渐凸显出来，逐渐壮大和普及。
在中国大陆，由于不一样的语境和当代艺术发展脉络，导致严格意义上的替代空间直到晚近才大量出现，但替代性的精神甚至可以追溯到星星美展，以及外交公寓、东村和圆明园等地发生的空间性的实践。到2010年前后，国内艺术界对替代空间（这一概念有时也体现为独立艺术空间/非营利艺术机构等基本精神类似的变体）的关注以美术馆发起的研讨会、论坛、艺术刊物的报道、学院、机构或独立个体的研究等方式集中爆发。以对话性的项目为例，就有上海外滩美术馆2010年举办的“对话：大陆及港台的替代性空间的发展及其社会意义”、2011年的“小运动”群论中“为什么替代/另类/独立空间？”，2012年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独立机构及个人对当代艺术发展的作用”，以及2015年先是在广东何香凝美术馆、后巡至曼彻斯特华人当代艺术中心和北京尤伦斯艺术中心举办的“独立艺术空间的生存方式”国际论坛，等。泰康空间于2013年，成立10周年之际，也以一场回顾自身工作的展览，一系列关于国内各个非营利艺术机构负责人的访谈，及随后结集出版的对话实录《中国非营利艺术机构》，对替代性空间和替代性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回应。
而在该书出版六年后，我们借“替代空间的替代生命”，继续深化和打开着关于机构、生态、以及不同主体、不同形式的替代性实践的思考。对“替代空间”的概念加以严格界定，并以此进行个案的分类、筛选，并不是我们关注的问题。相反“替代空间的替代生命”给出了一个相当有弹性的尺度，它向一切在主流话语的霸权和既存的权力体制之外进行不竭的努力、创造和抗争的实践及其主体敞开大门。也是基于这种考虑，展览分为一场“文献展”和一场以作品和项目为主体的群展，同时在泰康空间一楼的两个展厅内举行。泰康空间的“51平方”展厅将被用来呈现12个曾发挥重要作用，目前已暂停、关闭或处于休止状态的替代空间的个案，另一展厅则将引入艺术家和小组的场地特定装置，现场创作，以及同机构批判、空间实践、替代精神相关的作品和项目。区别于通常以单位或机构作为主体的展览，“替代空间的替代生命”所呈现的12家替代空间，现在已经没有了实体的存在，可以说它们现在已成为幽灵，但幽灵往往携带着令活人为之震动的力量（曾经有一个幽灵在欧洲的上空漂浮）。我们想通过这“另类”的选择来表明，对替代空间来说，真正的生命同它的实体存续并无关系。如果人的生命不以长度来衡量其价值，空间的生命也是一样。特别是替代空间，往往要直面各种艰难、困乏、考验乃至打压，致使它们的存续期间要比美术馆和商业画廊等机构要短上很多。加之替代性实践的独立、灵活，自我组织，民主协商的性质，坚持在创造中抗争的不妥协的精神，都让替代空间的生命历程呈现出自然的起起伏伏。然而，在它们身后所留下的东西是极为丰富和动人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感谢这些勇敢的先行者。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激励、借鉴、经验，和充满创造性、反抗性和例外体验的大量艺术/社会实践。替代性的生命是永远的进行时，它不会完结。替代性的实践没有终点，除了一个个意味着重新开始的逗号，像潜泳者偶尔需要露头换气。而替代性的精神，为这个世界继续供给着希望的氧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