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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茶人茶书与宜兴紫砂文化 作者:宗伟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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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7-29 10:53:30

          十、谢肇■的《五杂俎》
            谢肇■是明代晚期一位非常重要的文化人物,不仅在其家乡福建一带有极高的知名度,而且他在文学艺术领域、水利科学领域、藏书领域等都作出了非常有益的贡献,他写了一本非常生动、全面的传世著作——《五杂俎》。在分析他写的有关宜兴紫砂方面内容前,我想要介绍一下他多才多艺的身世和笔记。
            谢肇■,字在杭,福建长乐人。生于明隆庆元年(1567),卒于天启四年(1624),终年58岁。他见多识广,是源于他不平凡的阅历。26岁时中了进士,仕途不算太早也不算晚,不久后即出任浙江湖州推官,后移东昌,后又到名义上的首都南京,历任刑部、兵部主事,工部屯田司主事、都水司郎中,接着出任云南布政使司左参政,最后,卒于广西左布政使任上。总的说来,谢肇■当了一辈子官,勤于政事,治绩显著。为官时,他还非常重视和学习、熟悉河道水利,曾作《北河记略》。
            他勤奋笔耕,留下几十卷诗文集,成为万历年间闽派诗人代表,其诗清朗圆润,引人流连。其他还有近二十种著作,其中以《五杂俎》最为著名,在众多的明清笔记小品中占有一席之地。《五杂俎》一书记掌故风物,共十六卷,分为天、地、人、物、事五部。分门类别考录历代典实,参互考证,并详细加以评论。由于他识见高超,议论卓然自立。但有些引用,由于没有仔细核对原书,难免会有差错,但他毕竟是很有学问的人,所说大都有根据,尤其是他对当朝时事、乡邦掌故等叙述甚详,成为研究明代政治文化、社会生活之重要史料,引起许多专家学者注意,是研究明代历史的最著名的“野史”资料,如李约瑟博士在其, 《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就多有引用。
            正因《五杂组》书中内容涉及国事边事,清代军机处奏请销毁,所以整个清代,没有将它重印过,致使此书差点失传。解放后,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据上海图书馆藏明如韦馆刻本点校出版,近年,上海书店出版社据上图藏本重行校点刊行,可使我们一饱眼福。
            谢肇■还是明代福建著名的钞书家、戏曲评论家。他从袁宏道和丘志充手里转抄过《金瓶梅》,已获得全书原稿百分之八十。而且还将其手抄原稿做过文字上的删订编审。他曾说:“《金瓶梅》一向没有人刻印,抄写流传,也很容易错讹和散失。”他所写的《金瓶梅跋》,代表了该书成书时代人们的看法,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感,有人因此也怀疑他是《金瓶梅》的作者。他的《小草斋钞本》被列为“明以来钞本之最”,为藏家所秘宝。
            在《五杂俎》中,有关宜兴紫砂壶的记述非常简单。他说:“茶注,君谟欲以黄金为之,此为进御言耳。人间文房中,即银者亦觉俗,且诲盗矣。岭南锡至佳,而制多不典。吴中造者,紫檀为柄,圆玉为纽,置几案间,足称大雅。宜兴时大彬所制瓦瓶,一时传尚,价遂踊贵,吾亦不知其解也。”谢肇■对“时大彬现象”寥寥数语的记述,他对时大彬、对宜兴紫砂壶了解的并不深入。这一现象我在前面评说徐勃时就有说及,这和他们的生活环境的关系。谢肇■和徐勃都是福建人,尽管对茶事不陌生,但由于当初宜兴紫砂的影响力有限,南方一带对此并没有象苏杭一带把这当回事。
            同样的结论还可以从谢肇■在书中对陶瓷的记述中得到佐证。他说:“陶器,柴窑最古。今人得其碎片,亦与金翠同价矣。盖色既鲜碧,而质复莹薄。可以妆饰玩具而成器者,杳不可复见矣。”另外,他还说:“柴窑之外,有定、汝、官、哥四种,皆宋器也。流传至今者,惟哥窑稍易得,盖其质厚,颇耐藏耳”,“今龙泉窑,世不复重,惟饶州景德镇所造,遍行天下。”此说充分证明,谢肇■对陶瓷并非不在行,对茶具也未非不讲究,只是当时宜兴紫砂对他来说很难接触听说而已。
          十一、文征明的《酌泉试茶》和《烹阳羡茶》
            明代中期最著名的杰出画家、大书法家文徵明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大人物。文徵明一生嗜茶,对宜兴山水、阳羡人物都非常钟情,多次来宜兴,写下了不少诗篇美文,成为今天宜兴文化财富中不可或缺的精彩篇章。
            文徵明,长州(今江苏苏州)人。名壁,或作璧。字徵明,后以字行,曾改字征仲,号稀奇山、停云生、衡山居士等。早年因为字写得不好而不许参加乡试,因而发愤图强,终于成为诗、文、书、画方面的全才。尽管其文才画名均称誉当地,但在科举道路上却很坎坷,十次应举均落第,直至五十四岁才被推荐以贡生名义到北京,授翰林待诏,故称“文待诏”。在书画艺术方面,文徵明是一代宗师式的人物,绘画方面,与弟子成为“吴门派”;又和沈周、唐寅、仇英合称“明四家”。他的书法,各体无一不精,尤其以行书、楷书为人所称道,名重一时。同时,因为他享年高寿,将近九十,年高望重,门生有多,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的儿子文彭、文嘉在书法上也很有成就,其中文彭还是明清篆刻的一代宗师。
            文徵明为人正直,性格倔犟,不阿权贵,不交官府,有人说他“四方乞诗文、书画者接踵于道,而富贵人家不易得片楮,尤不肯与王府中人”,这与他和当时的宁王府的瓜葛分不开。明初宁王府主是朱元璋的儿子朱权,为了免遭明成祖朱棣的迫害,自湎茶学及戏曲、释道,以作韬光养晦之计。其后裔朱宸濠,偏偏颠了个倒,锋芒毕露,图谋不轨。正德初,在其笼络人心的名单中,就有名重一时的文徵明。文徵明也学朱权之法,沉湎茶海,委婉拒之。正如他自己在一首诗中说:“门前尘土三千丈,不到薰炉茗碗旁”,即使门前聘邀的车马卷起尘土三千丈,他还是呆在茶炉、茶碗边,品茶自娱。对于宁王的重金强聘,他在《立春相城舟中》诗里说:“未裁帖子试芳草,且覆茶杯觅淡欢”,表明他不愿涉足豪门,只求清茶一杯的乐趣。
            为了躲避宁王之流的干扰,他常常沉湎于茶中,以致于有些“人魔”。譬如,他对水的要求非常之高,常派人进山汲取宝云泉来烹茶,但他又怕挑夫为图路途近便,随便汲取其他水源来交差,于是他就以“竹符”(一种竹制的筹码)为信物交给泉边寺中的僧人,待挑夫来汲泉时,将竹符随水一起带回。这种的“竹符调水”的做法,实际上是宋代苏东坡寓居在宜兴时所创。
            对于文徵明来讲,宜兴不仅仅让他学会了“竹符调水”,还有更让他动心的宜兴人和宜兴茶、宜兴壶。最最知心的应该算是吴仕的父亲吴大本了。明万历《宜兴县志》(卷七·驰封)里有记载:“吴纶字大本,以子仕贵封礼部员外郎。自垂髫时形瞿神异比常,不乐仕进,雅志山水,日与骚人墨士往来唱酬,于其中有陶然自得之趣。性喜茶,于名泉异■,悉远致而品尝之。焚香静坐一室,或读太史公传、诵陶靖节诗,或临写唐子西《山静似太古》章遒然赵松雪笔法,人争得之。春和秋爽,载笔床茶灶、随以一鹤一鹿,遨游于武林吴苑间,时身拜驰恩而葛巾野服,逍遥如故,人望之皆指为神仙侣也。寄号心远,寿跻八十有三。”有这么一位神仙一样的知音,难怪文徵明经常来宜兴了,况且,吴纶也常有书画、诗词或茶叶、兰草相赠,更加深了两人之间的友谊。在宜兴的朋友中,还有一位叫王德昭的“高人”,至于王德昭是什么人,现在已经难以找到更多史料,就从文徵明的诗里,猜测他也应该是一位爱茶之人。以下的两首诗,则分别可以见证他们之间的朋友。
            是夜酌泉试宜兴吴大本所寄茶
          醉思雪乳不能眠,活火沙瓶夜自煎。
          白绢旋开阳羡月,竹符新调惠山泉。
          地炉残雪贫陶谷,破屋清风病玉川。
          莫道年来尘满腹,小窗寒梦已醒然。

            桐城会宜兴王德昭为烹阳羡茶
          地炉相对两离离,旋洗沙瓶煮涧澌。
          邂逅高人自阳羡,淹留残夜品枪旗。
          枯肠最是搜诗苦,醉眼翻怜得卧迟。
          不及山僧有真识,灯前一啜愧相知。
            两诗中所谓的“沙瓶”,实际上就是宜兴的紫砂茶具。正德中,正是宜兴紫砂的发端时期,前文中的吴纶之子吴仕书童供春,正是相传的紫砂早期的著名工匠之一。吴仕的前辈和后人对宜兴紫砂的兴起和发展,曾经作出过非常巨大的贡献。
            在宜兴,文徵明还有一位知音,他就是溧阳名士史际。当时进士史际(字恭甫)为宜兴山水所倾倒,看中了玉女潭附近的一片地,此处,曾是唐李幼卿别业“玉潭庄”的旧址,年久荒芜,但山水神气依然。史恭甫便出重金买下构筑别业,建造了“玉潭院”和“玉光阁”,也就是现在的“玉女山庄”景区。别业初成,邀吴门巨擘文徵明、仇英等共享美景,文、仇如约而至,文徵明挥笔写下了文采飞扬的《玉潭仙居记》一文,现还有碑刻保存在原址,仇英也画下了同名的长卷,一文一画,同成传世巨制,是宜兴传统文化中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有趣的是,在正德十四年,宁王朱宸濠发动叛乱,但很快即被平定,朱被处死,而文徵明清茗为友,品娱永日,又潇洒地生活了四十年,谢世之时享年九十,这又是一位爱茶之人的好下场。
          十二、《茶谱》《茗笈》《茶解》等
            明代的茶书是非常丰富的,除前面介绍过的与宜兴紫砂文化联系较多的十余人外,还有很多茶书值得关注,这对了解明代宜兴紫砂文化或者说紫砂起源是非常有帮助的。
            有明以来的第一本茶书,出自朱元璋儿子之手,他就是宁王朱权。朱权是太祖十七子,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封宁王,因害怕或者说不愿与祖成朱棣发生争执,便埋首故纸堆,曾奉敕辑《通鉴博论》,撰有《家训》、《宁国仪范》、《汉唐秘史》、《史断》、《文谱》、《诗谱》等数十种著作。一心向茶,别无他求(也不可以有他求),以安逸地度过一生,故又自号涵虚子、丹丘先后,晚号■仙,写下了《茶谱》。
            在《茶谱》中,宁王自然不会忘记描述自己用过的茶具,如茶瓯、茶瓶等。对于茶瓯,他说:“古人多用建安所出者,取其松纹兔毫为奇。今淦窑所出者与建盏同,但注茶,色不清亮,莫若饶瓷为上,注茶则清白可爱。”茶瓶,则说:“瓶要小者易候汤,又点茶汤有准。古人多用铁,谓之罂。罂,宋人恶其生■[即锈],以黄金为上,以银次之。今予以瓷石为之。通高五寸,腹高三寸,项长二寸,嘴长七寸。凡候汤,不可达过,未熟则沫浮,过熟则茶沉。”这里所说的茶具,都是建州、饶州的瓷器,说明明代初年,宜兴窑还没有很大的影响。
            明代生物学家屠本畯对茶叶和茶文化非常有研究,他所作的《茗笈》一书,汇集了前人和当时人对茶的认识和论述。屠本畯,浙江鄞县(今宁波)人,字田叔,号豳叟,他做过不小的官,历任太常典籍、辰州知府、福建盐运司同知等。对生物学颇多建树,曾撰有《闽中海错疏》四卷、《海味索隐》、《野菜笺》、《离骚草木疏补》、《瓶史月表》等。
            他的《茗笈》一书,共16章,对茶叶的生产、制作、贮藏、冲泡等,记述甚详,同时,有专门一章节记述茶具,叫“辨器”。其中有“茶壶往时尚龚春,近日时大彬所制大为时人所重,盖是■砂、正取砂无土气耳“之语,明显是许次纾《茶疏》里面的摘录。他评价道:“■宜铁,炉宜铜,瓦竹易坏,汤铫宜锡与砂,瓯则但取圆洁白磁而已,然宜少。若必用柴、汝、宣、成则贫士何所取辨哉?许然明之论,于是乎迂矣。“在他看来,锡制茶壶和紫砂茶壶是相当的,这也是从实用、坚固角度来认识的,其中的“宜茶性”,他还没有认识,特别是对许次纾的观点,他是不赞同的,“许然明之论,于是乎迂矣”。这也是一种时代的局限吧。
            与屠本畯同时代的另一位浙江人罗廪,凭自己对茶的研究和认识,写了《茶解》一书。关于罗廪,我所了解的知识十分有限,仅知其字高君,浙江慈溪人,据专家推测,其《茶解》一书大概撰于万历己酉(1609年),有屠本畯序。此书中对茶具有些记载,如茶炉、茶注、茶壶、茶瓯等。罗曰:“炉,用以烹泉,或瓦或竹,大小要与汤壶称。”“注,以时大彬手制粗沙烧缸色者为妙,其次锡。”“壶,内所受多寡,要与注子称。或锡或瓦,或汴梁摆锡铫。”“瓯,以小为佳,不必求古,只宣、成、靖窑足矣。”这晨对宜兴紫砂的认识,明显要比屠本畯到位,所论时大彬的茶注,突出一个“妙”字,颇有些文人雅趣。
            明末大才子冒襄与宜兴陈贞慧善,尝寓宜兴,对宜兴茶、茶壶还是有所了解的,“无所事事”之余,写过《■茶汇抄》一书,从书名就知是一种“资料汇编”,和他的其他著作相比,学术和史料价值不大。《■茶汇抄》大半取材于冯可宾《■茶笺》,有的则取于许次纾《茶疏》和熊明遇《罗■茶记》。
            冒襄是江苏如皋人,字辟疆,号巢民,又号朴巢。冒辟疆幼有俊才,时誉半天下。明亡后则无意用世,性喜客,四方名士,招致无虚日。其他著作有《水绘园诗文集》、《朴巢诗文集》及《影梅庵忆语》等传世。
            《■茶汇抄》中有语云:“茶壶以小为贵,每一客一壶,任独斟饮,方得茶趣。何也?壶小香不涣散,味不耽搁。”这明显是当时的许次纾、张源等人的观点,当然,冒襄是非常同意这种观点的。另外,他还说“况茶中香味,不先不后,恰有一时,太早未足,稍缓已过。个中之妙,清心自饮,化而栽之,存乎其人。”说明,这位大才子于茶是有深刻认识的。
            明末清初时期类似冒襄这种“无所事事”、“无心事事”、“无可事事”的文人是大有人在的,浙江鄞县的陈鉴也是一位。陈鉴,明末清初的诗人、学者,字子明,本宁波人,后居绍兴。无事之余专门研究唐代以来的茶书,在对陆羽《茶经》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了《虎丘茶经注补》,并于清初行世。
            在《虎丘茶经注补》中,陈鉴对陆羽《茶经》之“煮”进行了补充。陆羽《茶经》说:“器用风炉、炭挝、■、火夹、纸袋、都篮、漉水襄、瓢碗、涤巾。“陈鉴则补充说:“锡瓶,宜兴壶,粗泥细作为上。瓯盏,哥窑,厚重为佳。瓶壶,用草小荐,防焦漆几。”所谓“宜兴壶,粗泥细作为上。”明显是陈鉴接受了当时文人中间共同的认识。
            明代的各种茶书是非常多的,另外有如田艺蘅《煮泉小品》、徐献忠《水品》、陆树声《茶寮记》、徐渭《茶经》、《煎茶七类》、孙大绶《茶经水辨》、程荣《茶谱》、陈师《茶考》、张源《茶录》、陈继儒《茶话》等等,大部分观点和同道相同,有的则着重记述茶叶、泉水等,与宜兴紫砂关系不是很大,故未作深究。
            十三、周高起的《阳羡茗壶系》
            说明人与宜兴紫砂文化,实际上第一个要讲的是江阴周高起和他的《阳羡茗壶系》,一来他是个有名的茶人,对茶,特别是当时的宜兴■茶研究颇细,二来他是个收藏爱好者,除书以外特别好宜兴紫砂。同时,由于和同时代的宜兴紫砂收藏家、著名艺人交往深入,对茗壶进行过系统研究,他的《阳羡茗壶系》是早期研究宜兴紫砂的第一部专著。对宜兴的贡献,我们无论用什么语言去评说都不为过。
            周高起,字伯高,是江苏江阴人,和宜兴相去不远,故有机会常来宜兴。从他听撰写的《洞山■茶系》、《阳羡茗壶系》两部传世巨作看,他对宜兴非常喜欢,而且非常熟悉。从他描写宜兴茶和宜兴壶的方法和内容看,他的学识才华也是非常出众的,考查更是非常认真和深入的,同时对宜兴茶和壶的出产地也是了如指掌的。所以,他的二本大作,也成为今天我们研究宜兴茶、壶的必读书目。
            据说周高起从小“颖敏,尤好积书”。工古文词,博闻强识,年少时补诸生,列名第一。后曾和江阴贡士徐遵汤等参与纂修江阴县志,又著《书读志》,行于世,成为明朝天启年间至清初一位著名学者。清顺治乙酉年(1654)闰六月,清兵攻至江阴,继“扬州十日”后,又发生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江阴“屠城事件”。据康熙《江阴县志》载:“城变突作,避地由里山。值大兵勒重,箧中惟图书翰墨。无以勒者,肆加棰掠,高起亦抗声诃之,遂遇害”。就是说他逃出城躲进山后,遇到清兵勒索抢劫,由于清兵无所获,被痛打,真可谓“书生遇到兵”,在一阵痛骂、“过完嘴瘾”之后,自然是遭无声的杀戮,成为明末江阴的又一位“殉道者”。
            周高起家富收藏,嗜茗饮,《洞山■茶系》一书约1500多字,专论■茶的历史,产地、品类、采焙、鉴伪、烹饮等,其中品类分为第一、二、三品及不入品,对一、二品■茶的特色论述尤为体察入微,细腻切实。也是研究了解宜兴茶文化的重要参考书目。又因周高起精于鉴赏,好壶艺,对宜兴紫砂颇有研究,终于在宜兴吴氏家族、时大彬徒弟等人的帮助下,深入宜兴陶瓷产区调查考察,完成了不朽的鸿篇巨制——《阳羡茗壶系》。
            据专家考证,《阳羡茗壶系》撰写于崇祯十三年(1640)前后,该书共一卷,除序言以外,分为创始、正始、大家、名家、雅流、神品、别派等篇。书中以品系人,后列制壶家及风格品鉴,并论及紫砂泥品、品茗用具之宜等。此书是研究宜兴紫砂茶具及紫砂文化的重要著作。原书后还附有他自己的《过吴迪美朱萼堂看壶歌兼呈贰公》、《阳羡名壶集》诗二首和林茂之(古度)《陶宝肖象歌为冯本卿金吾作》、俞仲茅(彦)《赠冯本卿都护陶宝肖像歌》等咏壶诗,一样也成为了今天研究宜兴紫砂的重要史料。
            在“引言”中,周曰:“至名手所作,一壶重不数两,价重每一二十金,能使土与黄金争价。世日趋华,抑足感矣。”说明明末宜兴紫砂已经非常昂贵,同时也可知明末奢侈之风日盛。在“创始”中,他认为是“金沙寺僧”,重要的是他记述了僧人制壶的工艺,其实他肯定是没有见过的,是真是假,也待考究。在“正始”中,讲的是供春金沙寺偷学壶艺,工艺和僧人一致。这和今天大家熟知的没有两样。另外也将董翰、赵梁、玄锡[按:姓袁,据《秋园杂佩》更正]、时朋等四名家和李茂林记入。同时,告诉我们大约在万历间,“壶乃另作瓦缶,囊闭入陶穴。”讲的是烧成方式发生了改变,至于制壶工艺,没有记载。
            在“大家”中,重点记述了“时大彬”,讲时的功绩主要是泥料的配制、改制小壶等,其实,在制壶工艺方面,时的贡献是最大的。在“名家”中,记录的是时的两位高徒弟,即李茂林的儿子李仲芳和徐友泉。并对两人的特色作了概括,书中对徐的推崇,可以看出周和徐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雅流”指的是欧正春、邵文金、邵文银、蒋伯■、陈用卿、陈信卿、闵鲁生、陈光甫,对两陈有较多赞美。“神品”讲的是陈仲美和徒弟沈君用,记载颇详尽,道出了宜兴紫砂与景德镇瓷器的渊源。“别派”则引休宁汪大新《叶语附记》中的记载,具体记录有邵盖、周后■、邵二孙、陈俊卿、周季山、陈和之、陈挺生、承云从、沈君盛、沈子澈、陈辰、李仲芳等,除李仲芳外,大都是一个姓名而已。
          书后半部分,则讲述宜兴紫砂的来历、品种、产地,颇见其调查考察之功,另外说的是宜兴壶人,各有各的配土方法,“取用配合,各有心法,秘不相授。”至目前,仍保持着这种相对神秘的传统,这对宜兴紫砂一直延袭师徒传承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最后,则是周高起自己对茶壶的使用、保养、品相的认识和体会,可见其对品茶是非常有见地的。值得一提的是在他记述当时用的茶具时,道出了宜兴紫砂[或陶瓷]的成品并非茶壶一种,另有茶洗、茶藏等,在附录中的有关内容,本人在《宜兴吴氏家族和紫砂文化》一文中有过介绍,恕不赘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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