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茶人茶书与宜兴紫砂文化（续） 作者：宗伟方

七、闻龙的《茶笺》
　　闻龙是明代著名的茶人之一，他的茶学著作(我觉得称笔记比较合适)《茶笺》尽管文字不长，但在明人茶学著作中占有相当一席。该书主要记述的是茶叶的焙制，应该说这是本来是闻龙的随意而作，却给后人留下了研究明代制茶工艺的宝贵资料。他对阳羡茶焙制也是非常内行的。
　　《茶笺》中记道：“诸名茶法多用炒，惟罗■宜于蒸焙。味真蕴藉，世竞珍之。即顾渚、阳羡，密迩洞山，不复仿此。想此法偏宜于■，未可概施他茗。”这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宜兴出产的传统的阳羡贡茶，应该是炒制的，而不是蒸焙所制。当然，这和我们所见到的唐宋记述阳羡茶的诗文有较大的出入，明代宜兴出产的洞山■茶，应该是炒制的，这一点闻龙的记载也是十分肯定的。
　　更有意义的是，闻龙的这部书或者说这稿子，大约在万历三十二(1604)年撰写而成，这要早于周高起著名的茶学著作《洞山■茶系》。而且，细心的人都会发现，在周高起《洞山■茶系》中，也有闻的痕迹。
　　闻龙是浙江四明人。字隐鳞，一字仲连，晚号飞遁翁。崇祯时举贤良方正，但他情在山水，无意官场，坚辞不就，一生寄情山水和茗茶故友，终享天年，去世时年八十有一，也许这正是茶的功劳和奇妙。
　　我之所以说茶能延年，其实在闻龙的著作《茶笺》中真有这样的记载，书中说道“东坡云：蔡君谟嗜茶，老病不能饮，日烹而玩之。可发来者之一笑也。孰知千载之下有同病焉。余尝有诗云：年老耽弥甚，脾寒量不胜。去法烹而玩之者，几希矣。因忆老友周文甫，自少至老，茗碗熏炉，无时踅废。饮茶日有定期：旦明、晏食、禺中、铺时、下舂、黄昏，凡六举。而客至烹点，不与焉。寿八十五，无疾而卒。非宿植清福，乌能举世安享。视好而不能饮者，所得不既多乎。尝畜一龚春壶，摩挲宝爱，不啻掌珠，用之既久，外类紫玉，内如碧云，真奇物也。后以殉葬。”
　　闻龙在说明自己老友周文甫“自少至老，茗碗熏炉”，而“寿八十五”时，又给我们记下了一则非常有意思信息，就是文后的"龚春壶"的说法。按闻龙所说，周文甫所藏“龚春壶”外边是紫砂，而里面是施了釉水的，所谓“外类紫玉，内如碧云”，紫砂和釉水的结合，一般来说只有到清中后期才出现，闻龙的这一记述，紫砂界的方家大都没有说起，特别是说龚春有这类大作，匪夷所思。仅留于此，请赏家指正。

八、徐勃的《茗谭》
　　徐勃{徐勃的勃字本应加火字旁，方便起见，文中一律省去。}的《茗谭》是明代所有茶书中一本最值得一读的好书，尽管其中记录的大部分是东拼西凑的茶情茶事，或许你可以在其他地方看过一眼，但由于作者的匠心独运，再加上他对茶发自肺腑的情感，把这么多精彩的片段和精妙的语言汇聚在一起，真是过瘾！
　　书中有云：“王佛大常言，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余谓一日不饮茶，不独形神不亲，且语言亦觉无味矣。”好茶之情，跃然纸上。又云：“茶事极清，烹点必假姣童季女之手，故自在致。若付虬髯苍头，景色便自作恶，纵有名产，顿减声价。”是好色吗？实则茶情使然。东坡把西湖比西子，我谓茶则实乃饮中仙子。
　　在有关饮茶、藏茶器具的记叙中，徐勃道：“注茶莫美于饶州瓷瓯，藏茶莫美于泉州沙瓶，若用饶器藏茶，易于生润。屠豳叟曰：茶有迁德，几微见防。如保赤子，云胡不藏。宜三复之。”这里并没有说到什么宜兴砂器，是徐勃不知道宜兴？不知道世上还有宜兴紫砂？
　　从徐勃书中所说到的许然明（次纾）及《茶疏》、屠豳叟（隆）及《茗笈》、闻隐鳞（龙）及《茶笈》、罗高君（廪）及《茶解》的情况看，他应该是知道宜兴紫砂的，这一时期是在万历后期到天启年间，不详别人，那时时大彬的名声应该是红遍大江南北了,当然,这里的江应该是徽州以下的长江。徐所列举的这些人大部分也是非常推崇宜兴紫砂的，可以断定，徐是知道宜兴壶的。
　　另外，徐勃在此书中还记载了不少有关宜兴茶的事。
　　其一，徐说：“人但知皇甫曾有《送陆羽采茶》诗，而不知皇甫冉亦有《送羽》诗云：采茶非采菜，远远上层涯。布叶春风暖，盈筐白日斜。旧知山寺路，时宿野人家。借问王孙草，何时泛碗花。”皇甫兄弟的诗是他们寓居宜兴所作，所言陆子南山采茶之事，是宜兴贡茶之前的事。
　　其二，徐说：“吴兴顾渚山，唐置贡茶院，傍有金沙泉，汲造紫笋茶，有司具礼祭始得水，事迄即涸。”虽然所说可能把宜兴茶舍和长兴贡院搞混，但其事在宜兴是实。
　　其三，徐说：“苏子瞻爱玉女河（潭之误）水烹茶，破竹为契，使寺僧藏其一，以为往来之信，谓之调水符。”这是苏东坡在宜兴时，喜欢用玉女潭（山泉）中之水泡茶之事。
　　其四，徐说：“陆鲁望尝乘小舟置笔床、茶灶、钓具，往来江湖。性嗜茶，买园于顾渚山下，自为品第，书继《茶经》、《茶诀》之后，有诗云，决决春泉出洞霞，石坛封寄野人家。草堂尽日留僧坐，自向前溪摘茗芽。可以想其风致矣。”这是讲的陆龟蒙隐居宜兴一事。
　　种种记载表明，徐勃是知道宜兴、知道宜兴茶、知道宜兴紫砂的，但他偏偏说：“注茶莫美于饶州瓷瓯”呢？原因极可能是他没有实际用过，他日常使用的应该是景德镇瓷器。毕竟福州和饶州相距较宜兴要近。
　　徐勃是一个非常有才情的人，当时在福州也是一个大名人，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和其兄徐■所营建的红雨楼是与宁波天一阁类似的著名藏书楼，两人也同时是有名的藏书家。他写过《荔枝谱》、《笔精》、《茗谭》等充满文人雅趣的好书好文，按理说对紫砂不会不感兴趣。
　　我觉得比较合理的解释是紫砂当初的影响力不是非常大。南方一带当初主要的茶具应该是景德镇的天下，宜兴紫砂主要影响还是在苏杭一带，最多波及扬州、江宁。幸好当时的南京还是名义上的首都，使得附近的宜兴沾了些光，紫砂的影响也随之扩大。紫砂茶具在南方有较大影响，应该是在惠孟臣以后了，这是后话，容以后再说。

九、李渔的《闲情偶寄》
　　[按：写下这段文字，我自己心里也有一种“拉人头充数”的感觉，原因是大家习惯上把李渔称作是清代的戏剧家。李渔是生活在明末清初，但他的生活的黄金岁月应该在明代，而且在他的思想深处和感情深处，他没有把自己当作清朝人。这在明末清初的文人中间是非常普遍的，那些梁园遗老式的情结是根深蒂固的。《闲情偶寄》一书成书在清康熙初，而实际上记述的东西大部分是明朝末年的事，时至康熙初，中原的大部分文人在思想、情感上，对清政府还没有一种认同感，在社会生活中，也是采取一种相对消极的“不合作”态度，这也算是我把李渔当作明人一起评说的一种理由。]
　　我们所熟知的李渔，大部分是因为他是一位著名的戏剧家，其实，李渔是一位多姿多彩、在各方面都有很多建树的学者，特别是其对“风流韵事”的雅兴，也达到了让一般文人难以企及的地步。当然，这不是我在这里专门要关心的事。作为一个文人，李渔对宜兴的紫砂壶当然也是算留心过。
　　为什么我说仅是留心呢？主要是他对宜兴紫砂茶具的认识非常理性、对紫砂茶具价值的评价非常实用而中肯。在他的《闲情偶寄》里，书中在论“茶具”时说道：“茗注莫妙于砂壶，砂壶之精者，又莫过于阳羡，是人而知之矣。然宝之过情，使与金银比值，无乃仲尼不为之已甚乎！置物但取其适用，何必幽渺其说，必至理穷义尽而后止哉!”
　　诚哉斯言！！！在当今我们的紫砂界，无处不是玄而又玄的道理、古而又怪的言语、极而又过的艳辞。我想，作为本质上是一种日用品的紫砂茶具，我们有没有更恰当、更通俗的语言去评说？？看到这些空穴来风、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评说，我往往会问：是我们的文人在贬值？还是我们的紫砂艺术在贬值？？我想，当一味地、无原则地推崇某人某作品时，我们该不该学学前人？想想前人？？李渔所谓：“置物但取其适用，何必幽渺其说？”而“必至理穷义尽”，评价一种工艺美术品，毕竟不同于纯粹的“先锋艺术”，其适用性必须是作者、玩家考虑的首要标准。记得顾景舟大师在论述紫砂艺术时，除了造型、神态之外，最重要的是其功用。我想，我们用更实用、更通俗的标准或语言来论说紫砂艺术，紫砂的艺术价值并不会因之而降低，而是恰恰相反。
　　在他一贯的美术“实用主义”思想指导下，他对茶壶好坏的评价也显得非常简单。他说："凡制茗壶，其嘴务直。购者亦然。一曲便可忧，再曲则称弃物矣。盖贮茶之物与贮酒不同，酒无渣滓，一斟即出，其嘴之曲直可以不论。茶则有体之物也，星星之叶，入水即成大片，斟泻之时，纤毫入嘴，则塞而不流。啜茗快事，斟之不出，大觉闷人，直则保无是患矣。即有时闭塞，亦可疏通，不似武夷九曲之难力导也。“对茶事来说，壶嘴直”，能畅流，就可以了。茶壶在这里，或者说在李渔心目中，又恢复到泡茶这一种功用上来了，其他的东西或许真不重要，最多只能算是一种“附加值”。
　　在对“贮茗之瓶”的评说上，更是一样地“实用”到底。所谓：“贮茗之瓶，止宜用锡，无论磁铜等器，性不相能，即以金银作供，宝之适以崇之耳”。其好坏，关键在瓶体不漏，盖子严实。一则“稍有渗漏，即加补苴，以其为贮茶贮酒而设，漏即无所用之矣”，一则“以封盖不固，气味难藏，凡收藏香美之物，其加严处全在封口，封口不密，与露处同，吾笑世上茶瓶之盖必用双层，此制始于何人？可谓七窍俱蒙者矣！”
　　世间东西、好东西太多，人们究竟如何选择？当你不是专家、尚不“痴迷”时，简单而实用，还真是一个好得无法再好的办法。
　　李渔并不是一个不通生活情趣的“古板”之人，他是明末清初文学家、戏曲家。原名仙侣，字谪凡，号天徒，中年改名李渔，字笠鸿，号笠翁。生于雉皋(今江苏如皋)，近扬州。幼时，“家素饶，其园亭罗绮甲邑内”，18岁，补博士弟子员，由于在科举中失利，放弃了以仕途腾达为家争耀的追求，走“人间大隐”之道。这也正是我所说的文人的一种“社会不合作”态度。这在那一时期非常流行。
有趣的是在康熙五年、六年，他偶然间得到了乔、王二姬，两女颇有戏剧天份。李渔细加调教，组建了家庭戏班，巡回于各地，为达官贵人取乐，收入颇丰。后因乔、王二姬的先后离世，家庭戏班土崩瓦解，从此，李渔生活转入了捉襟见肘，1680年于贫病交加中去世。他所著的戏曲繁多，流传下来的就有《笠翁十种曲》、《万年欢》、《偷甲记》、《四元记》、《双锤记》、《鱼篮记》等19种，另外还有小说《连城壁全集》、《十二楼》、《肉蒲团》等，这里面应有他喜好“风流韵事”的明证。他晚年居住在南京，别业称“芥子园”，其女婿沈心友请王概等编撰了《芥子园画谱》，流传和影响非常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