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茶人茶书与宜兴紫砂文化（续）

四、陈贞慧的《秋园杂佩》

　　陈贞慧，字定生，生于1604年，1656年卒，享年五十三，万历年间廪生。宜兴人，其父是著名的东林党人、都御史陈于廷。作为明末清初知名的散文家，陈贞慧本人是复社重要成员，与冒襄、侯方域、方以智合称“明末四公子”。曾与吴应箕、顾杲共议声讨阮大■，共同起草《留都防乱檄》,揭贴于南京，为阮所恨。南明弘光朝，受阮迫害，曾一度入狱。明亡后隐居家乡宜兴高塍，十余年不入城市。
　　陈贞慧文章风采，著名于时，一生读书砥行，倾家财以交天下士。文风婉丽闲雅，兼擅骈散两体。其记载掌故及纪念明末“清流”和殉难人士的作品，多寄托故国之思，如《痛史》及《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第一辑，收录《过江七事》一种，专记弘光朝的史事。另著有《雪岑集》、《皇明语林》、《山阳录》、《书事七则》、《秋园杂佩》等，后三种收入《太仓显卉遗书》，合称《陈定生先生遗书三种》。
　　陈家是宜兴当时著名的官宦之家，随明而清的变迁，家道中落，但陈本人也不失士大夫的本色，所著《秋园杂佩》是记载自己所知掌故的专著。其中有记述宜兴著名紫砂器物“鹦鹉啄金杯”的章节。其文曰：“窑器，前朝如官、哥、定等窑最有名，今不可多得矣。余家藏白定百折杯，诚茶具之最韵，为吾乡吴光禄十友斋中物，屡遭兵火，尚岿然露灵光也。国朝窑器之精者，无逾宣、成二代。宣乃远不及成，宣则鸡文粟起，佳处易见。成则淡淡穆穆，饶有风致，如食橄榄，妙有回味耳。余友问卿家藏鹦鹉啄金杯，高足磐口，亭亭玉立，一名四妃十六子，又名太平双喜，淡白中见殷碧离离之色，真如撒卜嵌空，樱桃的历，宝光欲浮，使人不能手。每过云起楼，促膝飞觥，出成杯劝酒，醉眼婆娑，睹此太平遗物，不胜天宝琵琶之感（注：云起楼，吴■卿先姑丈城中宅，栏槛花石甚丽）。”
　　同时，书中也记载有他所见到的“时大彬壶”。陈文曰：“时壶名远甚，即遐陬绝域犹知之。其制始于供春壶，式古朴风雅，茗具中得幽野之趣者，后则如陈壶、徐壶，皆不能仿佛大彬万一矣。一云：供春之后，四家董翰、赵良、袁锡，其一则大彬父时鹏也。彬弟子李仲芳，芳父小圆壶，李四老官，号养心，在大彬之上，为供春劲敌，今罕有见者。或沦鼠菌，或重鸡彝，壶亦有幸有不幸哉！”
　　明清之际的江南士人，因政治上不得志者众，好玩物藏珍者也多了起来，使得这方面的文章书籍也更丰富。这方面苏州、杭州、松江、湖州几府更加突出，而宜兴的本土人士并不多见，作为政治背景和政治活动方面更加知名的陈贞慧，能留下这么平实而全面的记载，实属家乡之大幸。

五、屠隆的《茶说》

　　屠隆是浙江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字长卿、纬真，号赤水、鸿苞居士，万历五年(1577)进士。曾任颖上、青浦知县及礼部郎中。屠隆生有异才，学问渊博，好饮茶，喜佛学，工诗文，通音律，善清言。
　　屠隆对茶及茶文化是颇有研究，而且是深得其道的。他的茶学著作《茶说》文字清新，对茶史、茶政，特别是制茶工艺的评说和记载也非常中肯科学。正如他自己在“总论”中说道：“茶事之兴，始于唐而盛于宋。读陆羽《茶经》及黄儒《品茶要录》，其中时代递迁，制各有异。唐则熟碾细罗，宋为龙团金饼。斗巧炫华，穷其制而求耀于世，茶性之真，不无为之穿凿矣。若夫明兴，骚人词客，贤士大夫，莫不以此相为玄赏。至于曰采造，曰烹点，较之唐宋大相径庭。彼以繁难胜，此以简易胜，昔以蒸碾为工，今以炒制为工。然其色之鲜白，味之隽永，无假于穿凿。是其制不法唐宋之法，而法更精奇，有古人思虑所不到。而今始精备茶事，至此即陆羽复起，视其巧制，啜其清英，未有不爽然为之舞蹈者”。
　　自唐而宋，这是中国茶文化在士大夫阶层的形成和发展时期，直到明代，茶才真正走向民间、走向世俗。所以，屠隆决意要“述国朝《茶说》十章，以补宋黄儒《茶录》之后”。在屠隆的记述中，我们没有看到他对宜兴阳羡茶单独的推崇和称赞，但作为当时一著名品种，“茶■”还是得到认可的。客观上来说，当时产茶实际非常普及，“茶之所产，无处不有”,屠说，“而今则更有佳者焉，若吴中虎丘者上，罗■者次之，而天池、龙井、伏龙则又次之。”这里的“罗■”就是与宜兴洞山■相连的南面之■。
　　屠隆对饮茶非常讲究，当然对茶具也有自己的看法和认识。在文中“之具”章说到：“器具精洁，茶愈为之生色。用以金银，虽云美丽，然贫贱之士未必能具也。若今时姑苏之锡注，时大彬之砂壶，汴梁之汤铫，湘妃竹之茶灶，宜成窑之茶盏，高人词客，贤士大夫，莫不为之珍重，即唐宋以来，茶具之精，未必有如斯之雅致。”虽没直说宜兴紫砂壶的多少好处和价值，但对砂壶的这种雅致，他是非常珍视的。
　　屠隆生有异才，《明史·文苑传》中记载说，其诗文“率不经意，一挥数纸。尝戏命两人对案，牛二题，各赋百韵，咄嗟之间，二章并就。又与人对弈，口诵诗文，命人书之，书不逮诵也。”为人豪放不羁的屠隆尽管得到许多类似其自己一样的文人的好评，如袁宏道在《与王以明书》中的大为赏识之辞，说：“游客可语者，屠长卿一人，轩轩霞举，略无些子酸俗气。”
　　世间有才学之人，未必就有什么好下场。屠隆在为官时，常招携当地名士登山临水，饮酒赋诗，虽然没有废弃公务，仍然颇得士民爱戴。但有意无意之中得罪过的人是不会放过他的。终因诗酒狂放，为仇家诬陷，被劾罢官。归田后卖文为生。著述甚丰，诗文集有《由拳集》、《白榆集》、《南游集》、《鸿苞集》、《栖真馆集》、《昙花集》等等。

六、文震亨的《长物志》

　　明代后期的中国社会,物质生活和以前相比,应该说算得上比较丰富的,这在明人的许多笔记中可窥见一斑。明末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文震亨所著的《长物志》，堪称是其中非常著名、非常系统的一部小百科全书。从丹室、茶寮到书画、几榻，从花木、水石、禽鱼到器具、衣饰、舟车，从蔬果、香茗到水缸、茶壶等等，不一而足。
　　说来文震亨也是一奇人，他是文徵明之曾孙，天启五年（1625）恩贡，崇祯初官武英殿中书舍人，给事武英殿，以善琴供奉。但在本质上，他应该不算是一个职业官僚，而是一“闲人”、“雅士”。对饮茶非常内行而且讲究，诗、书、画得深厚的家传，甚有建树，皆称其“山水韵格兼胜”。明亡后，绝食而殉节，传世作品有《杏花图》扇面、《武夷玉女峰图》轴、《山水图》扇面等等，都是传世之宝。并著有《长物志》、《香草诗选》、《仪老园记》、《金门录》、《文生小草》等。
　　文震亨的《长物志》中，记述了他好品茶、好客茶的许多独到的讲究，对宜兴茶文化，特别是紫砂文化的研究极有价值。在说及“茶炉汤瓶”时，记述道：“有姜铸铜饕餮兽面火炉及纯素者、有铜铸如鼎彝者皆可用。汤瓶，铅者为上，锡者次之，铜者亦可用。形如竹筒者，既不漏火又易点注，瓷瓶虽不夺汤气，然不适用，亦不雅观。”可见，那时用以盛水的器具，不太用陶瓷制品。
　　关于“茶壶”，文震亨认为：“壶以砂者为上，盖既不夺香，又无熟汤气。供春最贵，第形不雅，亦无差小者。时大宾所制又太小，若得受水半升而形制古洁者，取以注茶更为适用。其提梁、卧瓜、双桃、扇面、八棱细花、夹锡茶替、青花、白地诸俗式者，俱不可用。锡壶有赵良璧者亦佳。然而冬月间用近时吴中归锡、嘉禾黄锡，任何时候皆最高，然制小而俗，金银具不入品。”时大彬的小壶，文震亨是不大喜欢的，原因大概是在文震亨看来，饮茶不是个人的事，而应该是在“茶寮”几人共享，所以要适当大一点。
　　在说“茶盏”时，文震亨认为：“宣庙有尖足茶盏，料精式雅，质厚难冷，洁白如玉，可试茶色，盏中第一。世庙有坛盏，中有茶汤果酒，后有‘金箓大醮坛用’等字者亦佳。他如白定等窑藏为玩器，不宜日用。盖点茶须■盏，令热则茶面聚乳，窑器协热则易损，不可不知。又有一种名崔公窑，差大，可置果实，亦仅可用榛松、新笋、鸡头、莲实，不夺香味者。他如柑橙、茉莉、本樨之类，断不可用。”
　　另外，在《长物志》里面有专门记载“水缸”的一节，说：“有古铜缸，大可容二石，青绿四里，古人不知何用，当是穴中注油点灯之物。今取以蓄鱼最古。其次以五色内府官窑瓷州烧纯白者亦可用。惟不可用宜兴所烧花缸及七石、牛腿诸俗式。余所以列此者，实以备清玩一种，若必按图而索，亦为板俗。”说明宜兴在明末所造大缸是有一定的市场，但样式估计不是很如人意，所以在做“养鱼”一类的文人雅事时，文震亨觉得，宜兴造太俗了。
　　文震亨是文徵明的曾孙，和宜兴、宜兴茶的关系也可以说是正宗的“家传”。他曾祖多次到过宜兴，十分喜欢宜兴山水，特别对玉女潭更是一往情深，写下了《玉潭仙居记》的传世佳作。还有，文徵明十分喜欢宜兴茶，和当时的宜兴茶人吴纶（吴仕之父，字大本。）交往颇深。所作《是夜酌泉试宜兴吴大本所寄茶》一诗，记述了他和吴纶的友谊，也道出了他对宜兴茶的喜爱：
　　醉思雪乳不能眠，活火沙瓶夜自煎。
　　白绢旋开阳羡月，竹符新调惠山泉。
　　地炉残雪贫陶谷，破屋清风病玉川。
　　莫道年来尘满腹，小窗寒梦已醒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