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期的紫砂“中兴” 作者：杨世明

《陶都风》晋京办展的座谈会上，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所原所长，现在人大国学院任教的顾森教授发言说：“紫砂壶是很特殊的，本身集艺术和使用为一身的东西。你不用，拿在手上也很舒服，它在手上的感觉很舒服，看着也很舒服，既能看，又能触摸。现在唯一的担忧，这个东西这么昂贵，大师东西很昂贵，舍不得用。我觉得中国景德镇一个最大的败笔就是追求一种艺术瓷，不追求日用瓷。我们看拍卖最贵的瓷器，过去是用的，不是作为艺术品来做的，所以宜兴陶也面临这个问题。”
　　紫砂壶要贴近生活，紫砂文化要普及是当今专家学者的洪亮声音。这是对陶瓷传统以人们生活为本的赞扬，也是对紫砂有重回象牙塔之势的担忧。民国初期的紫砂人曾对紫砂文化走出象牙塔，回归日常生活作过一段精彩的探索。
　　贴近日常生活　普及紫砂文化
　　《丁蜀镇志》记载“１９３２年，宜兴紫砂从业人数达６００余人，全年共烧１４０窑，年产量２２０万件，年产值约４２万元，占宜兴陶瓷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１５左右，并直接接受日本、东南亚等国的订货，为（１９３２－１８４０）百年来紫砂业生产特盛的一年。”
　　年产２２０万件紫砂陶器是个什么概念？当时中国以４亿人口计，那就是每１８０人中就有一人使用紫砂陶器。２００８年宜兴紫砂界以２０００家作坊，每一家制作５０００件计，全年产量为１０００万件，也就是说每１３０人中有一人用紫砂。从这两个时间紫砂陶器使用普及率的对比可以看出１９３２年宜兴紫砂产业在人们生活中普及的深入程度，也看到其对推广紫砂文化的特殊贡献：紫砂壶走出，象牙宝塔，普及日常生活，让更多人分享紫砂珍美。
　　紫砂壶走出象牙宝塔，普及日常生活有可贵的历史价值。明朝朱元璋废团茶兴散茶，使茶叶回归了自然，也使茶壶由茶事活动的配角转换为主角。那时的紫砂壶是“大而不雅”的茶壶，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日用品。经过２００年的茶事生活，人们，尤其是文人看到了紫砂壶宜于茶性的特殊功能，在喜其宜茶之妙，惜其大而不雅之际，发出呼吁紫砂壶要“变大壶为小壶”。
　　时大彬听到并理解了文人的心声，走上了５０年的为文人、为文人书斋创作“文意壶”之路，从而使紫砂茶壶转化为文人喜欢的“雅玩”。清代的大家陈鸣远在时大彬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把中国传统文化的诗词、书法融进紫砂壶的装饰。到陈曼生时，名士名工联手创作的“文人壶”，集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元素于一身，使紫砂壶的艺术品格得以完善、升华。
　　紫砂壶的艺术品格完善了、升华了。作为紫砂壶作者的紫砂人走进了达官贵人、文人雅士的别墅、园林；作为文人“雅玩”的紫砂壶走进了文人的书斋，走进了象牙塔；紫砂茶壶以这种形象走到民国初年。从１９１１年到１９３７年，在短短的２６年间，紫砂壶走出了象牙塔，回归到日常生活，让百姓人家分享紫砂陶器的美。美学大家宗白华先生早在１９４６年就认为：“能有大量的价廉的生产，使一般人都能生活在日常生活中时时接触趣味高超、形制优美的物质环境，这才是一个民族文化水平的尺度”。如果能和宗白华先生谈及紫砂艺术的普及日常生活，他一定会高唱赞歌。在２００９年６月北京《陶都风》展览的专家座谈会上，也传来国家学者“紫砂壶要注意贴近生活”的呼声。
　　普及紫砂文化，贴近日常生活是民国初期紫砂人的一大贡献。
　　时势造就英雄　英雄推动时势
　　历史，是时势造英雄，也是英雄造时势。
　　《丁蜀镇志》记载：从１９１１年到１９３７年的２６年间，“在我国民族资本兴办轻工业之际，宜兴的陶瓷工业曾有过一段繁荣时期，丁蜀地区的陶器销售出现了七八十年来未有的盛况——在旧中国已达到全盛阶段。”（见“概述”之３页）
　　我们以为这一时期紫砂史的基本特征是：两大社会背景，三个鲜明特点。
　　改朝换代与东方巴黎
　　鸦片战争把中华民族推向了深渊，也由此引发了睡狮的觉醒，也由此让中国人看到外面的精彩世界。革命者向西方取经拿起了武器，走向了辛亥革命；思想者向西方学来了这学说那主义；实业者向西方购进了机器建起了工厂、商场，灾难深重的中国也有了“东方巴黎”——上海的繁华。
　　辛亥革命成功，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状况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毕竟改了朝换了代，苦到极致、难到极致、病到极致的中国，有了新的民主共和，有了新的希望未来，沉闷了百年的宜兴紫砂走进了新的时代。
　　处在那个时代的宜兴，周文伯、童斐、储南强等先进人物倡导民主，兴办实业，推动紫砂行业；作为地利，宜兴靠近“东方巴黎”上海，接受它的经济、文化的辐射，交通便捷、力量强大。一句话，宜兴紫砂遇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百年一遇”的上有天时、近有地利，而宜兴也内有人和的发展机遇、良机。
　　宜兴的“内有人和”，不仅有举旗人，而且有大队紫砂人马。清代的邵大亨、陈曼生、杨彭年等之后，虽然高峰过去，但紫砂依然在前行，技艺依然在传承。以１９３２年至１９３６年为计，紫砂从业人达６００余人，成名且有传世作品的就有３０人之多（据《中国紫砂茗壶珍赏》记载）。那时，可以说历史和现实的天时、地利和人和都来到了宜兴的紫砂界。
　　紫砂企业的蓬勃兴起
　　西方的炮舰、上海的发展，给宜兴带来了近代工商业的信息，具有西方色彩的陶业股份公司、公司、商行，似宜兴的雨后春笋。新兴的陶器产业虽属于中小型，但毕竟和往日的一家一户大不相同。他们以新生的力量和形象宣告文人不再是紫砂业的主导，企业、企业家才是紫砂市场的主人。
　　尤为可贵的是这些企业的老板，一举旗就抓到了企业发展的关节点：树形象、创品牌。在创品牌的过程中，虽然方式方法很多，但他们不谋而合的都仅仅抓住两点，一是聘请名师制作名品，人才是资源，名品是旗帜；一是参加国际博览会夺取大奖，大奖是名品旗帜上辉映中外的明星。
　　于是，渐入佳境的宜兴紫砂业，呈现出三个鲜明的特点。
　　一、名店竞聘名家，名家争出佳作，佳作价位攀升。
　　商战是没有硝烟的战斗。经过一番鏖战，一批比较有名气的紫砂企业，如“葛德和陶器公司”、“阳羡紫砂陶艺公司”、东溪赵松亭“艺古斋”、“利用陶器股份公司”、“宜兴吴德盛陶器店”、“上海铁画轩”、“陈鼎和陶器厂”等脱颖而出。
　　民国初期的名店还是很有气度的，那时有一位名家同时应聘为几家的技师，为几家制作。这种开放的方式刺激了紫砂人提高技艺，精心制作，多出佳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冯桂林作了“吴德盛”的客师后，“吴德盛”的吴汉文从不要冯桂林粗制滥造，反要他精一些、少一些，式样却要多一些。这就为冯桂林的创新创造了宽松的环境。
　　名家不仅有宽松的创作环境，也有比较好的消费环境。如，范大生毫无保留的把技艺传给冯桂林，冯桂林进步也快。只仅仅几年的功夫，冯桂林做的“合桃壶”技艺日渐成熟，壶价一升再升，甚至超过了他的师父范大生。例如，范大生的“合桃壶”每把壶保持在银洋一圆五角左右，而冯桂林所制的“合桃壶”的价竟高达一圆八角。那时的白面一斤两分钱，这高出的三角钱可以买１５斤白面粉。
　　二、各家精心组织，选精品参大赛，大奖辉映中外。
　　西方和上海的影响是一个过程，早在民国成立之前，宜兴已有了紫砂商号的兴起。“宜兴阳羡陶业公司”、“宜兴物产会陶业公司”组织作品并参与了１９１０年在南京举办的“南洋第一次劝业会”，并获得了大奖。这次紫砂作品的获奖，不仅扩大了紫砂文化的影响，也为以后参与国际大赛练了兵。
　　１９１３年成立“宜兴利用陶业股份公司”之后，就遇到了中国政府组团参加１９１５年美国为庆祝巴拿马运河开通而举办的“巴拿马国际赛会”。“利用公司”组织了范大生、程寿珍的作品参与，并为中国、为紫砂在世界上夺得“第一金”。
　　宜兴紫砂代表中国产品在国际大赛中荣获大奖，扩大了紫砂文化的影响，扩大了紫砂企业的影响，对新兴的紫砂行业是“顺水推舟又加鼓帆风”，１９３５年以后相继举办的国际大赛，宜兴紫砂业每会必到，次次得胜而回，为紫砂文化的声誉不断添彩。
　　三、突破传统模式，学校兴紫砂课，企业办职业班。
　　紫砂艺人自古是师授徒承，一师一徒或一师几徒，甚至是家族式教育传子不传女，远不是今天的企业办学、学校教育。但是在民国初期，宜兴紫砂业却历史性的出现了学校教育、企业办学，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据目前资料统计：
　　１９１６年（民国５年），江苏省立第五中学校长童斐，字伯章，晚清举人，著名书法家、教育家，他聘请范大生到学校作陶业教师。范大生应聘在“省立五中”作了７年陶业教师，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
　　１９１3年成立的“利永陶业股份公司”，于１９２１年创办了“利永陶工传习所”招收了２０名艺徒，为紫砂业培养了冯桂林、叶得喜、郭其林、束金寿、储铭（顾景舟师父）等等一批紫砂俊才。
　　１９31年成立“江苏省宜兴初级陶瓷职业学校”，并以“陶器工厂”为实习基地。
　　宜兴紫砂业兴办紫砂教育中，以“利永陶工传习所”为突出，积累了４条可贵的经验，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四条经验：一是聘请名家为师，二是严格考试录取，三是严于教学督学，四是讲课结合拜师。
　　紫砂“中兴”的民国初期
　　清代陈曼生、杨彭年、邵大亨创造的创作高峰之后，紫砂业出现了半个多世纪的沉闷期。对应抗日战争中的“人亡艺绝”和解放后的艰难恢复，民国初期的紫砂业是整行业的生气勃勃，群星璀璨，深入普及，辉映中外。１９３２年，宜兴紫砂从业人数达６００余人，全年共烧１４０窑，年产量２２０万件，并外销日本、东南亚诸国，为（１９３２—１８４０）百年来紫砂业生产特盛的一年。１９３６年更是整个宜兴陶瓷业景况最好的一年，全年共烧４７４０窑，年产值达４４０余万元。可惜的是，１９３７年日本侵略中国战争爆发后，陶都受到了残酷的蹂躏，致使陶业一蹶不振。
　　因之，如果说陈曼生、杨彭年创作的文人壶，是紫砂艺术完善了艺术品格，并创造一个高峰，那么可以说紫砂艺术经过半个世纪的沉闷，到民国初年迎来了一个紫砂艺术文化品格得以巩固普及，陶刻装饰从个别人的喜爱转换为紫砂业的专业门类，紫砂壶从文人雅士的“文玩”回归到人民的日常生活，从区域性的影响扩展到中外震荡的“紫砂中兴”的时期。
　　紫砂业的“中兴”为解放后的恢复准备了人才与丰富的经验。例如，范大生教出的学生储铭，不仅成为名家，而且培养出一代大师顾景舟；比范大生稍晚的名家吴云根、朱可心、蒋蓉、裴石民、任淦庭等成为了后来的“七辅导”。


（节选自《范大生评传》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