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井栏”的前世今生——陈曼生溧阳遗迹寻踪之一 作者：邓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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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立君从宜兴长乐弘陶庄寄来一份珍贵史料，他新近觅得郭频伽的《灵芬馆诗话》，其中卷六有这样一段记叙：“（溧阳）邑多古迹。有零陵寺唐井栏铭一，今名报恩寺。其文曰：维唐元和六年，岁次辛卯五月甲午朔十五日戊申，沙门澄观为零陵寺造，常住石井阑并石盆，永充供养。大匠储卿郭通以偈赞曰：此是南山石，将来造井阑。留传千万代，各结佛家缘。尽意修功德，应无朽坏年。同霑胜福者，超于弥勒前。前凡九十一字，笔划遒劲，有颜柳家法。澄观亦诗僧，昌黎所谓道人澄观，名藉藉者也。”
　　余大喜。一喜郭■这位曼生的挚友，在其诗文中竟对“唐井栏”有如此详细的记载；二喜其记铭文与原石刻文一字不差，恰九十一个；三喜对其书法有精辟的评介；四喜获知澄观也是位诗僧，连韩愈都称赞他，当时已是声名藉藉。
　　在《灵芬馆诗话》之四集卷七，又见《零陵寺唐井歌》一首：“新秋访古城东寺，有物磊■留墙隅。苔皴藓蚀风雨剥，尚观文字存模糊。元和六年岁辛卯，五月戊中盈詹诸。沙门澄观为常住，造此石井盆与俱。南山之石大坚好，问谁琢者曰郭储。五言如赞亦如偈，传千万代永不渝。大书深刻笔浑厚，字体仿佛颜欧虞……”“因思古时物力易，造此一井良区区。犹书年月记谁某，意垂久远传规模。古人作事多不苟，一念千载如须臾。此中往往有奇士，惜哉托迹于浮屠。寺名屡易盆已失，何况长绠双鹿庐。老衲胼胝牧竖唾，昔何郑重今何芜。我来班草偕客坐，久旱渴欲吞江湖。且分一杓供茗战，已备石铫支砖炉。”
　　呜呼！读此长歌，不禁泪眼婆娑。非是矫情，实为“唐井栏”多舛的命运和离奇的的遭遇而感动！
　　郭■，字祥伯，号频伽，江苏吴江人，与曼生相交三十年，亲若兄弟，知心知己，曼生生平中“不可或缺”的人物。曼生宰溧期间，他经常往来勾留，对溧阳的人文历史、风物古迹十分了解。从其诗话来看，写了许多关于溧阳的景物旧事，可见其对古邑的研读勘踏不是浮光掠影、道听途说，而是有深入的研究。在曼生《桑连理馆诗文集》失传的遗憾里，得阅《灵芬馆诗话》，如饮琼浆，如获至宝。值得一提的是，频伽还是“阿曼陀室”的主创人员之一，曼生壶的刻制，与他密不可分。
　　那么，郭■诗中提及的零陵寺唐井栏，其来龙去脉如何？它与陈曼生又有什么关系呢？
　　曼生宰溧六年，与唐井栏结下不解之缘。
　　在陈曼生主修的嘉庆《溧阳县志》“杂物”辑中，有记载：“唐井，在东门外报恩寺。井栏刻云：维唐元和六年……案《金陵志》：西门零陵寺有澄观井。今澄观井刻乃在东门报恩寺，岂唐时此寺为零陵寺之别庵，并造二井耶？其徙报恩寺于此，乃宋代事。”在卷十六“杂类志·疑辨”一辑中，又载：“报恩寺井，唐元和六年零陵寺僧澄观于石栏刻字，今尚可辨。俗呼秦公井者，或宋秦梓及■尝施功德于寺中，而世俗谩称之。若以为开自宋时，则误矣。又案：《金陵志》注：零陵寺临街石井，亦元和六年刻字，即今西寺也。今山门外有古井一口，麻沙石栏，正与报恩寺石栏同，而形模殊小。僧云：别有断石栏，其上刻字，久已失去，未知即元和所造否？不可考矣。”
　　由嘉庆志我们看到，曼生对唐井的渊源、刻字、迁徙、年代，都作了详细的记录和考辨。在此，有必要对志中提及的人物澄观和秦梓作个简要介绍。
　　澄观，俗姓夏侯，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生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他“遍寻名山，务求秘藏”，游历甚广，博学多识，儒佛俱通，撰《华严经疏》20卷，被称为华严经主。澄观曾为唐德宗讲《华严经》，被授予“清凉国师”称号，此后各朝他亦很受尊重。澄观死后，唐文宗为此“辍朝三日”，宰相重臣全部“缟素”，并为他树碑。这样一位“国师”级人物，与溧阳零陵寺有何瓜葛？曼生文中称其为“寺僧”，或许澄观曾在此住持或挂单，史料暂无从考辨，但从置井栏石盆并勒刻铭文来看，把工匠姓名、岁月时辰、颂词唱偈都记录得如此详细，可见澄观与零陵寺因缘非同一般。
　　秦梓，字楚材，南宋奸秦桧之兄。他幼有大志，登进士榜后知宣州、湖州，曾出使高丽。靖康之难，他力主战，草《北伐之辞》六百余言，志存恢复，奋不顾身，忠义之心溢于言表。建炎三年十月，岳飞在宜兴张渚大败金兀术，屯兵广德，秦梓作为太守“捧敕劳军，留宴军中，则潸然殒涕，愤然有请缨之志……”高宗赵构与秦桧偏安一隅，岳飞父子被害，秦梓愤然避祸，一叶扁舟，全家隐居到民风淳朴的溧阳，“遁溧邑下桥报恩寺左”，过了五年，“卜筑下桥，为子孙业”。下桥又称秦公桥，是秦梓为民做的功德。他在百姓中有很好的口碑，所以有人把秦家附近唐井称为“秦公井”，也就不足为奇了。或许此井亦是秦梓出钱所掘，只是井栏为唐。秦梓长子名■，其后代世居溧阳上黄尚典村和宜兴英墅一带。
　　曼生对唐井栏情有独钟。众所周知，在上海博物馆和南京博物院，都藏有“仿唐井栏壶”，而壶壁刻铭与零陵寺唐井基本相同。只是“上博”井栏壶外形为“高井栏”，但壶铭中的偈语与原文一字不差。“南博”的那把型制与唐井相仿，只是偈语为“此是南山石，将来作井栏”。其“作”字有误，应为“造”。陈曼生的县志和郭频伽的诗文中，此字都为“造”，从治学训诂的严谨角度讲，两公制壶刻铭是不会出错的。正是“古人作事多不苟，一念千载如须臾”。所以，宜兴潘持平先生对“南博”井栏壶存疑是有道理的。
　　无独有偶，“上博”和“南博”还同时藏有杨彭年制的“仿古井栏”水盂，铭文与仿古井栏壶相同，但此处的“将来造井栏”就对头了。但两只水盂同署款“道光壬午云楼为少峰书”，这不禁让人产生疑问：难道是双胞胎？彭年一口气做了两只？笔者认为此“双胞水盂”的真伪，尚待鉴别。孰是孰非，暂别定论。从另一角度讲，“双胞”唐井栏壶、盂的出现，佐证了此类器型乃“曼生”风格的“范本”，也从另一方面佐证了“唐井栏”在曼生紫砂时代的地位。
　　在《名人翰札墨迹》中，收有陈曼生于嘉庆20年10月5日给陈逵（吉甫）的信札。信中谈及补辑《金石萃编》一事，因“以原稿相付”，曼生专招钮非石来溧阳“搜访排次”，并要求：“足下所得凡在前编外者，乞以目录见寄如寿处，所无再当奉求钞示原文，以资补入。兹寄去国山碑一、校官碑并释文一、溧阳唐井文一，乞誉收，余须觅得续寄也。”
　　信札中提及的“国山碑”为宜兴东吴名碑，“校官碑”乃东汉溧阳名碑（现存南京博物院），而曼生把唐井文也拓去辑录，可见他对此的重视程度。这与他自嘲“平生笃嗜金石，人皆嗤我迂”（“癖印书生”边款）是一脉相承的。“余性好游览，每逢名胜之处，登山跻岭，摩挲古碑，考据金石文字，乐而忘返垂数十年。”（“几生修到”印款）这就是活生生的曼生，一个嗜好金石艺术的文人县令！
　　曼生宰溧，有一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史炳。
　　史炳，溧阳人，乾隆丁酉（公元1777年）举人，任咸安宫教习，兴化县教谕，曾受陈鸿寿之聘撰修本县县志，因此和曼生交谊非浅。他对曼公是非常钦佩的：“陈侯逸气青云驾，俯仰乾坤同传舍。百代光阴过客看，奚论三宿曾桑下？”（《连理馆主客图》题记陈曼生明府）
　　在光绪《溧阳县续志》卷二“杂物”辑中，记“元和僧澄观石井栏，在东门外报恩寺。”录史炳《石井栏歌》一首：“有唐澄观好事徒，泗洲筑塔干云衢。■来溧阳零陵寺，井栏深刻■偈俱。何年移置报恩井，圜经大小量悬殊。想当甃成乏井收，西郊舁至烦百夫。别有沈泉逼僧厨，作功德水超黄栌。宰官时代竟茫昧，吊古事事堪长吁！……”“井栏题字偶勿毁，毡椎榻本世则无。剔藓剜苔始我辈，更窥寒碧深跏趺。郭君酒狂渴欲斗，江君勤雨托兴孤。示我长谣发远慨，生平水利筹三吴。中江上流最苦旱，罔修塘遏空暴巫。龙尾车胜鸦尾车，匠巧其奈川源枯！恒井之桶便井汲，裁供茗饮浇园蔬。安得此泉忽涌出，平地化作千百渠。辙中相濡一穷鱼，作计润物吾其迂。”
　　读此长歌，我们可获得不少信息。当年唐井栏从西郊迁至东寺，动用了百人之劳，而井栏与井圈相去甚远，因而被弃之一旁。所幸的是题字勿毁，作者和郭频伽、江听香等人一起“剔藓剜苔”，并“毡椎榻本”。这与郭■的“唐井歌”所言甚合，“有物磊■留墙隅，苔皴藓蚀风雨剥”。史炳感叹“吊古事事堪长吁！”郭■悲问“昔何郑重今何芜？”对照两首同一题材的“长歌”，气息相通，叙事述状相同，应为同时同历同为之作。可以想像：抛弃于报恩寺墙角一隅的唐井栏，长满了苔藓青泥，曼生幕府中的几个友人发现了它，盘腿趺坐，剔剜去青苔绿藓，并拓下了铭文。这是多灾多难的唐井栏的一次邂逅，一次际遇，一次重生！
　　从史炳、郭■的两首“唐井栏歌”来看，嘉庆19年（1814年）的大旱，给江南带来了大灾难，中江上游枯竭断流，使先进的龙骨水车也派不上用场。这也给上任三年的县令陈曼生带来了难题。曼生壶中多有“井栏”之具，应与“求水”有关，“汲古”井栏壶也好，唐井栏壶也罢，都在溧阳有实物样范。无论是“久旱渴欲吞江湖”的郭君，还是期盼“安得此泉忽涌出，平地化作千百渠”的史君，在诗歌中都焦虑地表现出一种良好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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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金秋的一个丽日，溧阳东门外的黄家村来了一位戴眼睛的年轻女子，四处向老人们打听“村上有古井吗？”
　　她叫汪青青，是县文化馆的文物管理员。那年九月，她参加了省文博专业的专职培训。回来后，她查阅县志资料，发现“唐井栏”很有历史文物价值，但其实物具体在哪里，已不知所踪。根据史料记载的线索，她开始了寻访。
　　我国著名金石学家、北京故宫博物院前院长马衡先生，在其所著的《凡将斋金石丛稿》中言：“唐之井栏题字，仅溧阳零陵寺元和六年一刻……”南京博物院原副院长宋伯胤，也曾打听过唐井栏的下落。早在1957年4月，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将“石井栏”列为省二级文物保护单位，后改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有了，物在何处？如何保护？好像一直无人打理此事。
　　零陵寺原址在现溧阳宾馆所在地，时属西门外。澄观和尚于唐元和六年（公元811年）置井盆，当时溧阳的县治尚在旧县，那是汉唐两代的县治。一直到唐天复三年（公元903年），因“安史之乱”等原因，县治方迁现溧城镇，其间相隔92年。由此推断，当时的零陵寺应为名寺，远离县城五十多里的寺庙，能得“国师”赐置，可见非同一般。
　　宋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报恩禅寺从旧县迁建县城东一里处（今马垫黄家村），其时因零陵寺已毁，井栏移置报恩禅寺内。不幸的是，清嘉庆十一年（公元1806年）报恩寺大典和千佛楼被烧毁，这在曼生到溧阳任职前五年。仅仅几年间，唐井栏像一件年久的古物，虽侥幸躲过火灾，但已被弃墙角，幸得郭■、史炳、江听香等人的发现。时间又过去一百三十多年，日本鬼子一把火，焚毁了报恩禅寺残存的建筑。但许是应了井栏石刻“留传千万代”、“应无朽坏年”的偈语，唐井栏却又逃过一劫！但幸存下来的它却像被人遗弃的一件旧物，渐渐湮没在岁月的长河中。
　　汪青青找到唐井栏时，它已埋在黄家村荒野泥地里，为一农民的自留地。报恩寺荡然无存，唐井栏仅露口沿，耕作的农夫当它歇脚石，有时装锄头钉耙当它紧榫石，刈羊草的孩童当它磨刀石。这令汪青青心疼不已，爱莫能助的尴尬揪人心肺，剩下的只有奔走呼号，尽管声音太小。时间又过去四年，到1982年，经县文物管理办公室申请报告，省文物管理部门同意并拨出专项资金，决定对唐石刻井栏进行挖掘保护。
　　汪青青利用考古专业知识，对深埋于泥地的井栏小心翼翼地挖掘。井栏出土后，用稻草等物包填，请搬运工装吊到板车上，十分谨慎地运到“文物管理办公室”。那时的文物仓库是借县二轻公司的，在交通路36号，井栏暂放于此，后又搬至楠木厅。剔泥去污，大家发现一千多年前的唐井栏为蘑菇石制，造型古朴，口内径86厘米，口沿宽11厘米，服围408厘米，高54厘米。井肩部有鼎足式的三个眼，每眼直径5.5厘米。井腹侧表面刻有铭文21行91字。虽经日晒雨淋、风化土埋，又历兵燹人祸、寺易境迁，石刻铭文仍字字可辨，雕刻工艺精细高超，这不能不说是奇迹！但是，井栏腹部已有一道斜横裂缝，仿佛是千年沧桑留下的印记，仿佛是千年磨难撕开的裂痕！
　　1986年，省石质文物保护专家、南京博物院副院长奚三彩先生应邀到溧阳考察了唐井栏。1987年5月，汪青青在奚院长的指导下，对唐井栏的裂缝进行了化学加固。1992年，经省文物管理部门的同意，由溧阳市政府出面协调，市文物管理办公室与市建委密切配合，将唐刻石井栏移至新建的凤凰公园，并建仿唐石雕凉亭加以保护，树碑介绍井栏的来历。这样一方面充分利用文物资源价值，供游客观瞻；另一方面较束之高阁、藏之秘库，更有利于保护石质文物。这个做法受到国家文物局和南京博物院专家的称赞，提出此经验值得推广。
　　采访汪青青，她很坦然，也很淡然。她说当年挖井栏时，发现井栏和井壁不符不配，这就肯定先有井，后配栏。我心头一动：这与史炳描述的“圜经大小量悬殊”不正好吻合吗！她又说，从井中淘出了很多罐罐坛坛，考证下来都是宋物。我想：这与史料也正契合。这位为溧阳的文物考古作出过贡献的女子，后任文化馆馆长、文联副主席，也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她是常州下放知青，曾是我初中时的“舞蹈辅导”。她的青春年华，献给了第二故乡，现在已退休了。如果说要为“唐井栏”写点什么，怎么能缺了这位“汪老师”呢！
　　郭■在“唐井歌”中曾说“寺名屡易盆已失”，看来至少在嘉庆年间，澄观的石盆已不知去向。笔者有福，在一次偶然的走访中，发现了石盆的影踪。至少型制、石质是同时代的产物，“南博”的专家也曾予以认可。那盆也是明珠暗弃，日晒夜露，中间已长荒草矣。历史为何往往惊人的相似！怎样使石盆物归原地，与井栏重新聚首？我至今没想出个办法来，只因人微言轻也。也想扯嗓疾呼，又恐弄巧成拙，物重人惊，藏之匿之，卖之贩之，则永无天日矣。
　　一只井栏，埋藏千载曲曲折折轶事；一段故事，内蕴古今离离合合情愫。唐井栏的前世今生，也许可写部戏出来。呵，又在痴人说梦也。
　　笔者为撰此文，又一次来到濑水河畔、三江合流的凤凰公园。寒塘残荷，纤竹弄影，玉兰苍郁，枯草冬青。林中一声声、一阵阵鸟儿的欢鸣，给这寂寥的公园带来了生气。石亭高立，唐井静卧。黑黑黢黢、麻麻坑坑的井栏，像一位走过千山万水、历经千难万险的老僧，在这里打坐禅定，在这里敛息安歇。我不忍心打扰它，因为它已承受了太多，承载得太重。
这就是全国唯一的唐刻石井栏。这就是“国宝”级的石井栏。我双手合十，为它祈愿，为它祈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