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砂器起源的几个问题 作者：杭涛

　一、羊角山窑址紫砂器的创烧年代
　　羊角山窑址发现于１９７６年，宜兴陶瓷公司发表了《调查简报》。羊角山窑址的发现，揭开了紫砂起源阶段烧造的神秘面纱，为后来的紫砂起源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但由于历史原因，羊角山窑址的发现和记录者是宜兴当地陶瓷公司，并非严格意义上考古调查和发现。发现者也未能提供完整的地层图片和包含物资料，所以在一些重要遗物的断代上出现比较明显的偏差。
　　羊角山窑址紫砂器的创烧年代，一直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羊角山紫砂窑址的发掘者，认为紫砂器起源于宋代；另一种观点认为羊角山紫砂器的年代不早于明代中期。
　　前者的主要证据有三：
　　１、一些发掘出土的壶嘴、壶身堆塑的动物造型与宋代瓷器龙虎瓶的装饰风格较为一致；
　　２、与这些壶嘴、壶身共出的有宋代的青砖；
　　３、出土有宋代钱币。
　　发现者把紫砂器物分为早、晚两个阶段。有堆塑动物造型的归为早期。笔者曾经在宜兴陶瓷博物馆观察，认为此类器物胎质较粗，与宋代“韩瓶”胎质较为接近、而与紫砂胎相去甚远。推测羊角山窑址之下可能存在宋代地层，所以出土宋代青砖和钱币亦有可能；或者在晚期地层中出现个别早期遗物也不足为怪。报告中所述晚期阶段器物“壶已向几何形体变化，如六方长颈壶……还有在壶身和壶嘴相交处用柿蒂纹或菱瓣纹装饰……这些都已具有明代早期的特征了。”这样的判断没有依据。在这类晚期遗存中既有和蜀山窑址明代晚期地层接近的壶嘴、提梁一类器物，也有和蜀山窑址晚清甚至民国地层接近的各类紫砂器。
　　笔者同意后一种观点。以下结合金坛博物馆金沙古井和宜兴蜀山窑址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发掘的一些资料试分析之。
　　目前已经最早有明确年代的紫砂壶是出土于南京明嘉靖十二年吴经墓的柿蒂纹窝角硬提梁壶。羊角山窑址出土的晚期部分紫砂壶残片的特征和吴经壶在装饰手法上较为一致，故可推断前者时代也大致在明代正德以后。
　　近年，金坛市博物馆在市内金沙广场的一口古井中发现了大量的紫砂壶、罐、花盆以及青花瓷器碎片。出土的八件紫砂壶，全部是全身光素硬提梁的大圆壶，无盖。和嘉靖十二年的吴经壶比较，前者胎质略粗，胎色偏黄，无后者的柿蒂纹装饰和提梁上的窝角，器形也较吴经壶高大。二者器身均沾染缸坛釉泪。井内出土的紫砂罐类似今日之药罐高领、■口、平底。这类的紫砂壶、罐在宜兴蜀山窑址的明代晚期地层中也有发现。井内共生的瓷器多为民窑青花小碟，从青花发色及图案来看，时代在明代正德至万历之间，最迟的也不晚于天启至崇祯。由此推测金沙古井的发现的紫砂壶、罐当是明代晚期茶肆残留，其年代大致与青花小碟年代相当，在正德和崇祯之间。因此，羊角山、蜀山明代地层、金沙古井和吴经壶的年代均为明代晚期。从考古类型学的逻辑角度看，此类紫砂壶的似乎延续着一种较吴经壶更为原始的状态。
　　二、紫砂器的定义
　　紫砂的概念是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最早的定义是《阳羡茗壶系》所称的“五色土”。可见紫砂泥色彩繁杂，不一而论。明代晚期文人对紫砂的了解也很少，大致以“砂”、“瓦”呼之。这一时期人们分辨紫砂的方法主要是以颜色为标准。清代嘉庆《重刊宜兴旧志》依器型把丁蜀地区陶业产品粗略划分为砖瓦、缸瓮、瓶缶和茗壶、花瓶等四类，这才正式将紫砂器和宜兴窑其它产品区分开来。清代晚期丁蜀陶业兴盛之后，陶业者以颜色将丁蜀窑产品分作六类：粗货、黑货、黄货、砂货、溪货和紫砂。至少在清代中期，紫帮派已经被单独划分出来，专门用于制作茗壶、花瓶。民国时紫砂产品被称做“细货”。上世纪９０年代后，地质学把紫砂定义为甲泥矿中的紫泥、绿泥和红泥。形成“正宗”紫砂的概念。
　　根据对紫砂的认知过程，我们在考察不同时期紫砂器的时候，除了遵照地质学的结论以外，还应该以相应时期人们对紫砂的认识程度来权衡一件器物是不是紫砂器。比如：一件宋代的陶壶，即便它的胎质符合地质学上紫砂的特性，也只能认为他是一件紫砂胎器，而不是紫砂器。而对于一件明清时期的陶壶，即使它的胎质是较粗的甲泥，也应当定为紫砂器。
　　鉴于目前紫砂起源研究中出现的有关紫砂概念的混淆，有必要下一个比较准确的定义。紫砂不是一个纯粹地质学上的名称，它还包涵了人们对紫砂的认识和理解。时代是从明代中、晚期开始，不早于宜兴均窑的创烧时间，延烧至今不断；地域是限于今宜兴丁蜀镇附近的羊角山、蜀山、青龙山及周边的潜洛、中袁、上袁、前墅、后墅等行政村。质地是产自宜兴黄龙山甲泥矿区包括各类粗、细砂质和色调的矿石；工艺上是区别于其它陶瓷器的独特的泥片成形法；使用上是因为饮茶习俗的改变，掌握和利用紫砂泥良好的透气特性和耐火特性而创烧。
　　三、明代茶书、茶画反映的紫砂器肇始年代
　　紫砂壶的发生、发展是和饮茶习惯的改变密切相关的。
　　宋代不少诗文中就有关于茶具的文字，如北宋欧阳修《和梅公仪尝茶诗》：“喜共紫瓯吟且酌”之句；苏轼诗赋中“松风竹炉，提壶相呼”之句：梅尧臣：“紫泥新品泛春华”、“雪贮双砂罂”之句。这些“紫瓯”、“紫泥”、“砂罂”、“壶”等作为宋代茶具是没有疑问的，但若把它们牵强到紫砂壶、罐上就有些勉强了。宋代饮茶之风盛行，好“斗茶”，尚深色茶具，北宋福建建阳窑及南宋江西吉州窑等均烧制紫胎黑釉茶具，前文所涉的那些文字当指此而已。
　　茶书中最早提到紫砂壶的是许次纾万历二十五年（１５９７年）成书的《茶疏》“往时龚春茶壶，近日时彬所制，大为时人宝惜……”而在两次游历宜兴（嘉靖四十一年、万历十一年）的王■登《荆溪疏》中，虽遍说宜兴蜀山窑烧造之事，但绝口不提紫砂。可见，大约在万历之初，紫砂尚不为世人所广知，不为文人所偏嗜。
　　目前，银、锡、铜等材质的茶具未有明证，但在明代各类茶书中却屡屡提及。另《骨董琐记·卷四》“秀水黄黄裳锡茶注”条云：“李日华《味水轩日记》万历四十三年正月二十九日记云：里中黄黄裳者，善锻锡为茶注……一时高流贵尚之。”陈眉公为之作像。《松堪小记》隆庆三年撰“明代坊里均役碑”，载明直隶常州府江阴县各衙门所用各类物什，而茶具均为“锡茶壶”。可以看出，在许次纾《茶疏》之前，世人喜好的茶具各有不同，并多有争论。
　　经历了唐煮宽阔点的饮法之后，明太祖又废团兴芽，引发了茶叶制造的又一次深刻变革。世人由此更加崇尚能保留更多天然味道的制茶法和饮茶法。明代正德朝以来涌现的众多茶书从一个侧面反应也如实记录了这一变革过程（表一）。朱权“取烹茶之法，末茶之具，崇新改易，自成一家。”制茶时“采一枪一叶者制之为末，无得口膏为饼。”饮茶则沿用宋制“以一匕（末）投盏内，先注汤少许调均，旋添入。”这反映了明代早期对唐宋饮茶的丝丝怀旧和对朝廷制度的巧妙变通。而正德四年的张源《茶录》反映的则是明代中期对饮茶之法的更深刻反思。“……古人制茶造则必碾，碾则必磨，磨则必罗……今时制茶，不假罗磨，全具元体。”记炒茶之法。“锅广二尺四寸。候锅极热，始下茶急炒，火不可缓。”随之而来的是饮茶之法的脱胎换骨，彻底摒弃了宋代的点茶，代之以“瀹茶”。“探汤纯熟，便取起。先注少许壶中。祛荡冷气倾出，然后投茶。……稍俟茶水冲和，然后分酾壶中。祛荡冷气倾出，然后投茶。……稍俟茶水冲和，然后分酾布饮。”其后，嘉靖三十三年田艺蘅《煮泉小品》记载了武林龙井的“晒茶”，“芽茶以火作者为次，生晒者为上……”“生晒茶渝于瓯中，则旗枪舒畅，清翠鲜明，万为可爱。”这大概就是许次纾所云“杭俗”也。万历年间的许次纾、罗廪、闻龙还纷著茶书记载了■茶的蒸制之法。反映明代晚期制茶法和饮茶法日趋多样。
　　茶法的变革导致了茶具的变革。茶具种类很多，以下主要讨论和紫砂茶具相关的煮水器、注汤器和贮茶器。
　　煮水器（罐、瓶、铫、壶）朱权“以瓷石为之”；正德《茶录》始，对银、瓷多有顾虑，或以为银瓶过于贵重而瓷壶经火易碎，故大多改用铜、锡铫。“若山斋野舍，惟用锡瓢（铫）。”但对于金属易锈影响水质又多有不满。“铜锡生■不入用。”万历三十一年罗廪《茶解》第一次提出“（汤）壶……或锡或瓦”。但屠隆《茶说》却认为“无釉瓦瓶，渗水而有土气”。如此莫衷一是。
　　注汤器（注、壶）张谦德以为，“官、哥、宣、定为上。铜锡者斗试家自不用。”许次纾则说，“茶注以不受他气者为良，故首银次锡。其次内外有油瓷壶亦可。近日饶州所造，极不堪用。”其后又首次明确提及宜兴紫砂茶壶，“往时龚春茶壶，近日时彬所制，大为时人宝惜……较之锡器，尚减三分。”以下罗廪砂上次锡、万历四十三年黄龙德《茶说》中锡上砂次的争论未见停止。
　　贮茶器（瓮、罂、罐、瓶）张源认为“分茶盒以锡为之。”嘉靖九年钱椿年《茶谱》和万历二十一年陈师《茶考》却用“磁罐”。罗廪道出缘由：“瓮用以藏茶，须内外有油水者。”乃取其密封也。至于万历三十三年屠隆《茶说》“又买宜兴新坚大罂，可容茶十斤以上者……。用时以新燥宜兴小瓶取出……。”大概是因为宜兴紫砂壶的兴起带动了贮茶器的兴盛。
　　在多年的争论之后，崇祯十三年周高起的《阳羡茗壶系》成为首部紫砂论述专著。“近百年来，壶黜银锡及闽豫瓷，而尚宜兴陶。……以本山土砂能发真茶之色香味。”它的出现，总结了宜兴紫砂陶近百年来的发展史，结束了纷杂错乱的不休争论，完成了明代中晚期茶具由唐宋以来的银、瓷、锡、铜等材质终归于紫砂的重大变革。
　　值得一提的是明代的饮茶器（杯、盏）在茶书著录中一直是以瓷器为唯一。或效古法用建盏，或尚古朴用官哥，或从今制用宣成，最是不济亦嘉万。独不见录述紫砂杯盏。但北京近年考古发掘的明代万历太监墓中却出土成套紫砂茶盏四件。可见明代茶书所录囿于作者所见所闻以及偏好，或多有遗漏，不可全信。
　　再者，从明代茶书中可以发现，对煮水器、注汤器、贮茶器等的名称多种多样，互有交叉，并没有专一称呼。因此对紫砂壶起源的考据时要参照考古的实物发现，参考多种证据，不可单凭古书著录，望文生义。
　　同样的变化也出现在明代的书画中。明代中期以后，随着饮茶法的变化和茶文化的流行，茶壶入画的现象比较多见。其中入画壶样比较写实的有杜堇（１４６５－１４８７年进士）《十八学士图之一》、王问（１４９７－１５７６年）《煮茶图》、文征明（１４７０－１５５９年）《品茶图》等。杜堇画中提壶小仆的提梁壶与蜀山窑址和江苏金坛金沙古井出土的明代晚期提梁紫砂壶已经比较相似，王问画中的茶壶虽和南京吴泾墓中的紫砂壶比较接近，但由于壶流细长而弯曲，应为锡器亦未可知。文征明画中置于炉火之上的侧把煮水器和蜀山窑址出土的清代早期紫砂穿心铫样式较为接近，应是紫砂穿心铫无疑。这些茶画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见证明代中晚期茶具变化的历史过程。
　　四、考古资料反映的明代晚期紫砂器的两种方向
　　综合纪年墓葬和古井、窑址出土紫砂器物、梳理明代茶书、茶画等文献记载，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紫砂茶具的创始应在明代正德朝前后。明代紫砂茶具的种类主要有穿心铫、紫砂壶和紫砂杯盏三类。但究其发展过程却颇多疑问。作为创始之器的供春壶始终无法确认。按周高起《阳羡茗壶系》，紫砂壶创始于金沙寺僧，后传于供春，供春擅作小壶，后时大彬游娄东后学作小壶。然后名工辈出，不可胜数。金沙寺址尚存，然又有明末周容《宜兴■壶记》云：“始万历间大潮山寺僧。”大潮山在宜兴与浙江长兴交界处，寺址不可考。所谓寺僧当为后人托古之辞，不可信。“供春”首见于万历二十五年许次纾《茶疏》，原文“龚春”；万历三十二年闻龙《茶笺》亦记有“龚春”壶。周高起《阳羡茗壶系》证为“供春”。吴骞引申为颐山家童。《宜兴县志》：“吴颐山，仕，正德丁卯发解元。”看来即便（龚）供春其人无误其作品也无法确认。所谓供春小壶亦无从说起。
　　金沙古井出土的紫砂提梁壶与吴经壶属紫砂肇始之器，当无疑问。吴经壶不晚于嘉靖十二年，金沙古井壶虽然在形态上比吴经壶更为原始，但时代却可能略晚于吴经壶。原因就是宜兴紫砂器创始之初便产生了两个发展方向（图一）。一种是民间实用之器，如金沙古井出土之物。器形粗旷且不加修饰，另一类如吴经壶般，点滴中透着文人雅客的奇思妙想。张渚１５０９年就记述了煮水沦茶的详细过程，注汤用的是壶，煮水用的虽未明说，大体应该是瓷或锡铫。再看吴经壶，鼓腹小平底，和王问所画之壶无异。当为煮水之用。虽名为壶，实用作铫也。嘉靖十三年成画的文征明《品茶图》中，炉火之上的煮水器从横把造型看应为紫砂穿心铫无疑。那么至少嘉靖中期文人已经开始使用紫砂穿心铫，而紫砂壶的功能已经转化为单纯的注汤器了。目前所见最早的紫砂穿心铫是近年徐州卫遗址出土的，时代不晚于天启四年。至时大彬时代，紫砂壶发展到一个较为成熟的新阶段。文人墨客争相追逐大家茗壶，紫砂壶的造型变化增多，壶上刻款开始流行，漳浦壶及扬州壶即为此期代表。及至时大彬“后游娄东，闻眉公与太原诸公品茶施茶之论，乃作小壶”，紫砂壶更趋于文人雅玩了。华师伊壶当具此期特征。金沙古井出土的壶和罐代表着紫砂器的另外一个发展方向。高领■口平底罐共的底部和腹部多烟炱黑灰，应为煮水之铫；而出土的壶已经作泡茶之用了。这种高领■口罐煮水、提梁紫砂壶注汤的使用方式在民间一直沿用，并无变化。在蜀山窑址明代地层中的同类器物证明了这一点。直到清代初期，民间才开始使用紫砂穿心铫。

（原载故宫博物院《２００７年
国际紫砂研讨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