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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山:师者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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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远山来源:中国艺术品理财网2022-07-21 20:32:12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唐 · 韩愈《师说》

            ——代题记

            

            如果父亲健在的话,到2022年7月11日,他刚好满91周岁。

            这样算来,父亲比1921年7月1日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小了正好10岁。

            2022年“七一”前,媒体发布了一条消息:据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9671·2万名。

            不愧为世界第一大党。党员队伍壮大,数量超过很多中等国家的总人口。

            但是,我知道,这9671·2万党员中,却找不到我父亲的名字。

            父亲是个极普通的人,从1952春天开始,他就在我老家延庆做小学教师。一直做了40年,直到退休。

            执教满30年的时候,县里发给父亲一个大红的证书;退休的时候,县里又发给父亲一个大红的证书。这两个证书,父亲生前一直都小心翼翼地珍藏着。

            

            从怀来师范学校毕业时,父亲刚刚21岁,分到延庆小学做教师。

            父亲梳那个年代时兴的分头,爱唱“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像新生的共和国一样,朝气蓬勃,扬眉吐气。父亲穿的自然是蓝色中山装,严整挺阔,只比解放军的绿军装稍逊半筹。可父亲读过“初师”呀,当年算得上“大知识分子”了。这可是大多工农出身的解放军,艳羡不已,不好比的。

            因而,父亲总爱在中山装上衣兜里,插两支钢笔。一支笔灌蓝墨水,一支笔灌红墨水。蓝水笔写字,红水笔给学生判作业。打个“√”,或打个“ⅹ”。红红的,特别醒目。

            父亲家离县城不远,只有十几里,曾是乡政府的所在地。“文革”时,还是县里的“五七干校”。提起来不用“嘴怯”,远远近近都知道,叫苏庄村。可父亲却是新、旧社会以来,全村六、七十户土里刨食庄户人家中,第一个考出来的“读书人”。扔掉了“锄把子”,靠“一根粉笔”,当老师教书“吃饭”。

            农村的孩子都爱干活,父亲却更爱读书。这多少有点得益于爷爷的开明。

            与村中乡亲们相比,爷爷格外重视教育,就是:即使家里再穷再苦,也尽量让孩子读书。向往知识,崇尚文化。就像陈独秀、李大钊,当年特别喜欢“德先生”“赛先生”一样。

            爷爷虽未到天安门游过行,没参加过“烧赵家楼”,倒也听说过百里之外,北京城里发生的“五四运动”。

            1919年初夏,13岁的爷爷,在他刚刚剪去一根大辫子的父亲带领下,正跟随他的三个哥哥一起,顶着一盆火红的日头,在村东的地里薅谷子。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爷爷那一辈兄弟四个,爷爷排行老四。其实,兄弟四个都没上过学,可爷爷却无师自通,偷偷学会了打算盘,识得二、三箥萝汉字,会写自己的名字,会记家里进进出出的“流水账”。

            我曾在我家东南大木门背后,亲眼看到爷爷写的三个字:“刘昌明”。楷体,笔划很粗很重。原来,爷爷叫:刘魁,字:昌明。他的三个哥哥,分别叫:刘科、刘举、刘元。爷爷的三位哥哥,虽目不识丁,名字却个个取得庄重,表达出庄户人,渴望读书求学的远大志向。

            爷爷兄弟四个的名字,连在一起,读出来是:科举元魁。不知是哪个“私塾先生”,捋着美髯给取的。蕴藉深厚,颇有些“嚼头”。

            我爷爷的父亲,也就是我的曾祖父,在清末民国初,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日子过得勤俭,积了不薄不厚的家底儿,便咬牙给他的四个儿子,盖了十间房。青砖垛,筒瓦。北院五间,老大老二住;南院五间,老三老四住。我爷爷住南院东边的两间半。不久,爷爷自力更生,又在他住的两间半房前边,盖了两间土坯房。坐东朝西。平常放点杂物等乱七八糟的东西,还在里面,养过一、两头小毛驴。

            我五、六岁时,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几个,从黄柏寺姥姥家回到苏庄,在土坯房南面那间,住过几年。记得:我刚一上炕,就把炕坯踩塌了,“扑嗵”两脚掉进炕洞里。

            我问大哥:“什么的干活?”

            大哥说:“有八路?或者是游击队干的?”

            大哥一脸炕灰,我一脸炕灰,哥儿俩搂脖子抱腰,笑得十分畅快。

            倏忽就到了夏秋,晚上突然下起了雨,窗外雷鸣电闪,屋内如大喷头免费淋浴。我一个鲤鱼打挺,赤条条跃出雨海,望见土坯房顶,漏得像“杜甫草堂”。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没办法,母亲只好带着她的儿子们,紧急转移到北院,租住我大哑巴大爷的两间有瓦的西房。

            除了两间半筒瓦房、两间土坯房外,我爷爷还有四十二亩半沙岗薄地,过着乡下农民“吃不饱饿不着”的寻常日子,当地习惯称作“小疙瘩主儿”。土改时,按照政策,爷爷家就被定了“中农”。

            我讲这些,无非是想告诉读者:父亲能够考上怀来师范学校,除了父亲聪明好学,爷爷高度重视教育外,家里还要能“吃上饭穿上衣”,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

            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两条,虽不是专对我爷爷说的,但马克思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放在我们家,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父亲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学习之余,也接长补短,干过不少农活。风里来雨里去,面朝黄土背朝天。

            父亲深知:乡亲们的生活,有多苦,有多累。因此,在县城做了教师后,父亲倍加珍惜,格外敬业。他又受过专门的师范教育,教书育人很卖力,也有章法。领导满意,同事夸赞。学生们也爱上他的课。显山露水,出了成绩,自不会被埋没。

            很快,父亲就当了班主任,当了年级组长,当了教导主任。工资也随了职务,芝麻开花,节节高了起来。

            父亲半夜睡不着,挑灯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钢笔小楷,工工整整。如同书法家田英章,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书写的各部部长的“任命状”。一笔不苟。

            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样激动人心的话,父亲足足写了五页横格纸。

            父亲起身,望一眼窗外,太阳正跃出东方地平线。万丈阳光,普照了妫川大地。父亲心里,亮堂堂的。八达岭长城,正从我的家乡,巨龙般腾空而起。

            据父亲回忆,他刚参加工作时,工资不是发钱,而是发小米。

            每到月底,爷爷就赶头小驴,来到县城“领工资”。起初,爷爷赶一头小驴,后来赶两头小驴。毛驴在前面“哒哒哒”地跑,爷爷在后面揺着一杆细鞭子,满心欢喜,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用父亲的“工资”,熬出的小米粥,捞出的小米干饭,比爷爷自己家种的小米,还要好吃。

            黄澄澄的小米,代表父亲一家人的心情。爷爷、奶奶和姑姑们,端着一碗碗小米饭,仿佛就看到了:我教师父亲的锦绣前程,看到了:新生共和国的光辉未来。

            春夏秋冬,月月年年;一麻袋,一口袋。似乎是用黄澄澄的小米,铺就了一条的金光大道。光着脚丫儿,一步一脚小米,一步一脚小米,就可以跑向不愁吃不愁喝的好日子,就可以跑向一望无际的未来。

            

            父亲刚生下来时,哭声很大。不仅苏庄村能听到,不仅延庆县能听到,而且山海关外的东三省也能听到。

            两个多月以后,“九一八事变”,就在辽宁奉天爆发了。天下大乱,民不聊生。

            听到父亲的哭叫,奶奶赶紧用奶头,去堵父亲的嘴:别哭了。再哭,小日本就进山海关了。全中国的孩子都没奶吃。

            1931年,是农历羊年,父亲属羊。都说属羊的“命苦”,父亲风风雨雨了一生,很不容易,的确挺苦的。像“苦苦菜”,打根儿上就苦。出芽儿,长叶,还是苦。这就叫命。

            直到很久以后,父亲上了怀来师范学校,或是当了小学教师时,他才知道:自己刚一出生,身上就背着“三座大山”,受“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欺压。要不,自己为什么老哭,哭声还那么大,惊天动地的。让全国人民都听见了。

            父亲15岁,是1946年。因为上一年,毛主席与没安好心的蒋介石谈不拢,国共在重庆草草签了个“双十协定”,写作一篇“表面文章”,就各自集合自己的队伍,拉开了架势。你“骂”我“共匪”,我“骂”你“蒋匪”。谁都“骂”不倒谁。必须重回战场,真刀真枪,比比高低,一决胜负。

            打起仗来,两方面都急需人。我们小小苏庄村,有自愿投了林彪、聂荣臻,当子弟兵的;也有被卫立煌、傅作义抓去,当匪军的。

            爷爷有四个闺女,却只有父亲一个儿子。爷爷既不想让唯一的儿子去“四野”,学董存瑞“舍身炸碉堡”;更不愿让儿子落入“蒋匪”的队伍里,把枪口对准人民。

            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子弹可不长眼,把脑袋掖裤腰带上,你死我活“玩儿命”。刘家人天生胆小,祖祖辈辈,从未出过扛枪吃“军饷”的。

            爷爷唯一的儿子,也就是我父亲,必须老老实实,留在家里,给刘家传宗接代。

            为此,足智多谋的爷爷,不知使了些什么手段,背地里,把父亲的年龄,悄悄改小了一岁。所以,父亲此后的档案袋里,以及他的身份证上,父亲的出生日期,一律显示为:1932年7月11日。

            改革开放后,领导干部年轻化,也有人悄悄学起当年的爷爷,请客送礼,跑到派出所,把自己的年龄,趁机改小一、二岁,也有大动作,改小五、六岁,十来岁的。不能再小了,下面还有儿子哩。再改,该叫儿子大哥了。

            对此,父亲很气愤,嗤之以鼻:什么玩儿意,为了当官,真他妈的腐败。寡廉鲜耻。

            父亲没有去当兵,念了两年私塾,又在县城边他姥姥家那个村,上了两年新办小学。头悬梁,锥刺股,父亲以苏秦为榜样,凭着一个农村孩子旺盛的求知欲和刻苦劲儿,一举考入怀来师范学校。

            刹时,父亲在他就读的小学校,在苏庄村,如同“文曲星”下凡。世代“只知道跟土坷垃发横瞪眼”的刘家,也自此成为识文断字的“书香门第”,令十里八村的乡亲们刮目相看。

            父亲书法好,读私塾时,随先生一笔一划,临过欧阳询。是童子功,扎实。每年过春节,全村乡亲们贴的春联,大都由父亲的“欧楷”刷屏了。村里也有读过书,会写毛笔字的,他们也写春联,可与父亲写的春联,同时往大门上一贴,有文化没文化的,立时就看出眉高眼低了。于是,苏庄村过春节,乡亲们都以能贴刘氏“欧体书法”为荣耀。个别没有贴上父亲“墨宝”的街坊,一个大年都过得没滋没味,在“隆隆”鞭炮声里,望“对联”兴叹。

            父亲当老师那个年代,运动特别多,一个接着一个。先是“三反五反”,继之是“反右”,再是“四清”,后来就“文化大革命”了。

            “三反五反”时,天津地委爆出了刘青山、张子善。革命战争年代,出生入死的两个“小英雄”,一进城却变了质,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被“糖衣炮弹”击中了。毛主席一咬牙,挥泪斩了两个“贪官”。

            父亲和学校领导、老师们,为之震惊,也替刘青山、张子善痛心。然后,就学文件,就念报纸,查找腐败分子。在学校里,却没有找出刘青山、张子善,连延庆县也没查出个像样的贪官。

            父亲和同事们一致认为:咱延庆这地方,还是比较穷,没啥油水。喂不出太肥的“腐败分子”。

            早先,我老家延庆,属张家口管。张家口是察哈尔省的省会。1952年12月,察哈尔省撤销了,延庆县随张家口归了河北省。1958年10月,延庆县脱离张家口归了北京市,变成首都的远郊县。

            1987年5月,我刚调到延庆县委宣传部工作时,还常常接到来信写:河北省延庆县委宣传部。他们不知道:此时,延庆县已被首都北京直辖29年了。

            父亲说:幸亏咱老家有个八达岭,不然的话,北京也不会要咱延庆。北京若是不要延庆,延庆比怀来还穷,跟赤城、崇礼差不多。要不,咱延庆人都说,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秦始皇。延庆沾了长城的光,托了八达岭的福。

            1957年“反右”,号召大家提意见,没意见不行,回家躺炕上好好想。想好了,一条一条提出来,才是听上级的话,才能完成领导交待的任务。这样,老师们来劲了,白天没提够,晚上加班提。就当上“晚自习”嘛。结果,表现突出的积极分子,意见大王,都成了“右派分子”。

            父亲吓了一大跳,暗自庆幸:多亏我反应迟钝,动作慢,没提出什么“带把的意见”,不然让人抓了把柄,也打成“恶毒攻击”的“右派”了。为此,丢了人民教师的“金饭碗”,太可惜,太划不来了。

            父亲心想:大好前程远着哩,同志仍需努力。爷爷的两头小毛驴,每月还等着到学校“领工资”哩,全家人还端着青花瓷海碗,等着吃小米干饭汤,等着喝小米粥哩。

            父亲深知:他人民教师的“金饭碗”,不只属于他一个人,应该属于人民,至少应该属于我们全家。

            “反右”这一经历,也给刚刚参加工作没几年的父亲,上了生动的一课。父亲窃以为:干啥事都一样,快有快的好,慢也不一定都不好。比如,这次“提意见”,咱“慢半拍”,没抢着“出风头”,不就“平安着陆”了嘛。

            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变得比较聪明起来了。这是毛主席说的。毛主席确实伟大,父亲最佩服毛主席了。毛主席的话,有时候,真能:一句顶一万句。

            “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执行党的教育方针。”

            这年过春节,父亲在我家临街的大木门上,郑重地写下了这样一幅春联。前一句,是1937年8月,毛主席为抗大第二期教职工的题词;后一句,是1957年8月,父亲自己“对”的下联。用词虽不够工稳讲究,更不敢推敲对仗平仄。而父亲森严的刘氏欧楷,一写出来,远远望去,却是:端端正正,卓然浩立,浓墨重彩,情深意厚。

            从此以后,我们家过春节,父亲年年写这副对联,再没换过词。笔酣墨畅,心到手到。书写了这副对联,父亲似还嫌不够尽兴,又欧楷了一个横批:“红心向党”。

            父亲站在新贴的对联前,端祥良久,才像了却一桩宏愿般,满心欣慰离去。

            1963年5月,“四清运动”开始了,声势浩大。在农村最初是:“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后来全国城乡统一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

            因为爷爷得罪了村里的“当权派”,“当权派”家里的泼皮公子,便纠集几个“混儿混儿”,闯入我家,指着我爷爷的鼻子,喝斥:一锅是馒头,一锅是手榴弹。你是掀哪锅,是吃哪锅?你个“榆木疙瘩”,不识时务的老混蛋。

            爷爷在村里辈分高,出来进去,平常很受人尊重。爷爷看了看,又看了看这几个“地痞无赖”,用右手示意为首的泼皮过来。这“小王八蛋”刚一走近,爷爷“呸”一口痰,直吐到面目嚣张的一张“蛤蟆脸”上。村里“当权派”,恼羞成怒,就公报私仇,硬把爷爷土改时定的“中农”,污陷为“富农”。

            1964年4月的一天,村里预谋好了,要在晚上,全村开“漏网富农”的批斗会。给爷爷糊了高高的纸帽子,制做了胸前挂的写有“富农刘魁”的木牌子。就等晚上一吹哨,押爷爷站在木板凳上,高呼口号开斗。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没想到,当天上午,屈原似的爷爷,长歌当哭,一怒跳了苏庄村的“西大坑”。老家的4月,春寒料峭,西大坑的冰,还未完全解冻,有浮冰飘来飘去。爷爷选了西南角,水最深的地方。可见,爷爷当时的坚定决绝。比“文革”挨斗时,跳京城太平湖的老舍先生,我爷爷提前两年,舍身取义了。

            这一年,我父亲33岁,与我母亲结婚7年了,育有二子。我大哥差1个月5岁,我差4个月3岁。

            爷爷的不幸离世,犹如晴天霹雳,让向来胆小怕事的我们家,悲痛欲绝,风声鹤唳,终日战战兢兢。

            特别是对于父亲,这成为他一生中最大的痛。当教师的父亲,被歹人构陷,凭空遭遇“出身富农”的厄运,更断送了他大好的锦绣前程。教导主任给撤了,年级组长不让干了,本还在积极靠近党组织,不停地写思想汇报,得空就找支部书记交心,父亲此时却打不起精神,“入党”已不切实际,提个一官半职,当校长,当教育局长,更是痴心妄想,等于跳脚摘月亮。

            人倒霉了,喝凉水都塞牙。县城小学不让呆了,父亲被轰到了乡下。一棒子接一棒子,父亲被打晕了头。在院子里,父亲接盆带冰茬儿的凉水,兜头“哗哗”冲一通,他头脑冷静了。

            理智告诉父亲: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向前进,向前进;革命气势,不可阻挡。于是,“运交华盖”的父亲,怀揣一纸调令,跨上德国蓝牌钻石自行车,不多不少40里,父亲骑了一头大汗,先去了左所屯小学,继之又前往永宁小学。

            父亲登上讲台,喊一声:同学们好。仍然神采奕奕,精神焕发。

            一晃又是两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村里地痞又“戴了红袖标”,成了打爹骂娘的“造反派”。

            先揪出了谷向海,他是个老光棍儿。

            据说,谷向海当过“伙会儿”。“伙会儿”是哪根“屌毛”?上岁数的人告诉我:“伙会儿”,就是解放前,我老家那一带,一个反动的地方组织。傅作义的“狗腿子”,打聂荣臻。助纣为虐的谷向海,被拉出去斗了两、三回,一天下午,敲锣打鼓,村里打算再斗一回。

            三天不开“批斗会”,晚上睡觉都没“滋味”。人不能闲着,闲着日子“寡淡”。

            全村人都集合起来了,几个强壮的“造反派”,扯一根蛇粗的麻绳,来捆“伙会儿谷”。一脚踹开老家伙的房门,谁想死不改悔的“反动派”,先“造反派”一步,用同样一根蛇粗的麻绳,径自吊屋梁上了。紫红的大舌头“口条”,吐出半尺余,如同《聊斋志异》里的“吊死鬼”。“造反英雄”惊叫一声,调头“撒丫子”就跑,拴谷向海的麻绳也丢落身后,在小小苏庄村跳一街“金蛇狂舞”。

            谷向海死了,寂寞了几日,人们坐不住了。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斗争的火,一朝点燃,怎么好意思熄灭,革命不能半途而废,必须进行到底。

            本想抓个刘文彩样的人物,斗起来也过瘾,终因苏庄小且穷,沙土岗,烂葛地,元以前不知道,明清直至民国以来,竟没有发达出一个胖出油的大地主来。滥竽充数,那就牵个富农凑合着斗一斗吧。

            无奈,“漏网富农”我爷爷,早在两年前就跳“西大坑”了。那也难不住敢想敢干的“革命小将”,他们就把我小脚的奶奶捉来批斗。

            我看到:奶奶胸前挂了木牌,上写“富农婆李秀英”,她站在人群里,瑟瑟发抖。由此,我才知道:奶奶叫“李秀英”。那年,我5岁,刚记事。

            大约持续两、三年,被斗了几十、上百回,兼以冬天在“西大坑”挖淤泥,逢年过节扫大街,我奶奶一个瘦弱的小脚老太太,都一声不吭默默扛过来了。虽不敢和楚国大夫屈原,不敢和人民艺术家老舍,妄自相比。我却觉得:我奶奶至少比我爷爷,比“伙会儿”谷向海,更有承受力,抗打击能力要更强。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后来,“斗不垮”的奶奶,改嫁到了相邻的广积屯村。新爷爷出身可能要好一些,至少不是“富农”,因为自此奶奶不再挨批斗了。广积屯在苏庄村南七、八里,从我们家进县城,需路过广积屯。父亲是个孝子,曾多次带我,骑着他那辆德国原装进口自行车,去广积屯看望奶奶。父亲总要掏出10元或20元钱,塞到奶奶手里。

            奶奶推辞说:你们也不容易,一大堆孩子。

            我心里知道:这钱虽不多,却是父亲私底下,一块一块偷偷攒的。属于父亲的“小金库”,母亲并不知道。所以,我的“保密意识”很强,跟谁都不会说,跟我母亲更不能说。有时,母亲煮个鸡蛋,笑着“套我”。我就想起了京剧《红灯记》,向李铁梅姐姐学习,大声说:密电码,我不知道。

            直到我年龄大些了,我才逐渐感到:在给奶奶花钱方面,比起父亲的精打细算,小里小气,我母亲显得更仗义痛快,出手也更大方。只是母亲最反对:父亲瞒着她,私下里“打小算盘”,搞“账外账”。这样,可能会威胁到“我们家的统一财政”。现在的纪委、监委,也经常清查“小金库”,也反对“账外账”。

            单位里,大都是“一把手”管钱,我们家也一样。从我记事起,我们家打瓶酱油,买头蒜,都是我母亲“财务一支笔”,制度相当严格,卡得很紧。连我父亲都很难“借机捞一把”,更甭说我们兄弟五个了。因此,我们兄弟五人,从小就受到母亲“务实管用”的廉政教育。长大后,定是要坚决同一切腐败现象做斗争。

            在我奶奶蒙冤挨斗的那段日子,村里天天晚上,还要组织村民唱“八个样板戏”。

            我年轻的四姑,在《红灯记》里扮李奶奶,在《沙家浜》里扮沙奶奶。都是“正面人物”,在“戏里”,干革命非常坚定。

            四姑嗓子不算好,唱得却极卖力。村里人听入戏了,也感动,也起哄,就给四姑使劲儿鼓掌。奶奶从不听她四闺女唱京剧,一次也懒得听。

            四姑唱过“老旦”,刚回家进门,还未顾上“卸妆”。奶奶就指着她老闺女,笑着说:什么破锣嗓子,还唱“样板戏”哩。你可真能“显摆”。有本事,上天安门演一场。小心让江青同志听到了,抽你个“大满脸花”,拧你的嘴。

            四姑白了奶奶一眼。第二天,四姑又登上村戏台。全村人都在台下等着听哩,等着给“李奶奶”,给“沙奶奶”,给我四姑,热烈鼓掌哩。

            甭瞧村民没多少文化,也懂“样板戏”,也懂艺术。也跑十里、二十里,到别的村去“追星”。尤热爱京剧,热爱河北梆子,兼以热爱山西梆子。听到“兴头上”,该“嗷嗷”叫,也“嗷嗷”叫。比城里人还会“煽情”。

            

            白天开“批斗会”,晚上唱“样板戏”。村里和学校都挺忙。

            就是在这个多事之秋,校领导不让我父亲上课了。让他天天“写检查”,跟我爷爷,跟我奶奶,“划清界线”。可父亲天生就不是“大义灭亲”的人,不可能和亲爹亲娘一刀两断。因此,“检查”写了一摞一摞的,堆了满屋子。如同我后来痴迷文学创作。

            校长却总说,父亲写的不深刻,没有触及灵魂。这也如同报刊主编说我:太肤浅,没有触及人物的灵魂。不同的只是:父亲从没有收到过退稿,而我常常收到退稿。

            我仿佛记得,当年,父亲总对我们兄弟讲: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可以选择。周总理是资本家出身,毛主席也不是贫下中农。你们想想,如果饭都吃不上,毛主席、周总理拿什么去上学读书?转而,又低语叮嘱我们:在外边,别瞎说八道。多背毛主席语录,语录上怎么说,咱们就怎么说。听毛主席的话,都照着语录说,这样保险。

            我想: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批斗会”,乱哄哄的。也只有毛主席他老人家,能保祐我们家了。

            回到学校,父亲又接着写“检查”,与爷爷、奶奶“划清界线”去了。当然,校长仍是批评父亲:还是划不清楚。其实,费尽一生,父亲也没有和爷爷、奶奶“划清界线”。羊羔都知道跪乳,父亲吃过奶奶的奶。虽然奶水不足,毕竟把父亲喂活了,养大了。父亲怎能反过头,咬娘一口。

            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咱中国人啥时候也不能六亲不认呀。

            要不,刚一粉碎“四人帮”,父亲就揣着一大皮包“上访材料”,到靳家堡公社,到延庆县委,甚至到北京市委,到党中央、国务院,为屈死的爷爷,为挨斗的奶奶,鸣冤叫屈,张罗翻案去了。

            父亲早于很多人,成为中国“第一批上访专业户”,执着而坚韧。是教师版的“秋菊打官司”。

            父亲看到:刘少奇、邓小平平反了,彭德怀、陶铸平反了,邓拓、吴晗、廖沫沙平反了------轮也该轮到给我爷爷、奶奶平反了。

            可是,父亲没有想到:任他从公社、县里,一直跑到党中央、国务院,所有的“上访材料”,盖了大大小小一溜红戳印子,也都和父亲一样,在外边“转悠”了一圈儿,又一份不少,最后全回到了苏庄村。

            村里,还是“文革”时,那伙人当官掌权。他们笑父亲迂腐,当老师当糊涂了:告到哪儿,还不是得回村里“阅处”吗?水大能漫过桥去?为了你那点儿事,市委书记、市长还能专程跑苏庄村一趟?

            父亲实在没办法了,拉着接待他的各级领导的袄袖子,红头涨脸地说:我有五个儿子,他们都长大了。我就不信,没个说理的地方。似是要以老愚公为榜样,任你王屋山、太行山再高,我刘宝珠子子孙孙“告”下去了。生命不息,“告状”不止。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党中央发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霹雳一声震天响,全国440万地主、富农被摘掉“反动帽子”。悉数“一风吹”。这“440万人”里,当然有我爷爷刘魁,有我奶奶李秀英。

            按照党中央的这一规定:地主、富农出身的人民公社社员,成分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他们在今后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应看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得歧视。父亲、四个姑姑,还有我们兄弟五个,如同摘去了“紧箍咒”,身心彻底获得解放。

            这年7月,我恰好参加高考,就考上了北京师院中文系。9月,报到前,村里还有人“找茬儿”,想以“出身富农”,取销我的“入学资格”。

            我的黄柏寺中学,还有靳家堡公社,先就不干了。他们对村里说:现在,孩子上大学,不用村里“政审”了。你们也别挡道,挡也挡不住。都什么年代了,也不看看形势?再说,靳家堡公社才考上三个,黄柏寺中学只考上一个。这是咱苏庄村的光荣。有的村,还给考上大学的孩子,发奖金哩。

            村里人更不知道:考大学前不久,我已在黄柏寺中学,加入了共青团。这是母校在我们这届毕业生中,发展的最后一批团员,我感到特别荣幸,也激动不已。

            我面向邓小平的画像,深深地鞠了一个九十度的大躬。并攥紧拳头发誓:世世代代听党话,坚定不移跟党走。

            此后,我入了党,又进入党政机关工作。同时,注意言传身教,树立刘家良好家风。因此,儿子、儿媳很早就“加入了党组织”。小孙女二年级第一批加入少先队,升入三年级后,还被老师、同学选为“三道杠”的大队长。

            再说父亲,他心中仍愤愤不平,总觉得:爷爷、奶奶冤枉,非要找个组织,专门给我们家“莫须有的富农”,平反昭雪。父亲固执地认为:我们家之所以遭到“迫害”,都是因为爷爷得罪了村干部,是“造反派”蓄意加害。村里也有“四人帮”的残渣余孽,党中央也好,北京市委也好,应该到基层“收拾收拾”。

            我没办法,只得用邓小平那句最精辟的话,劝慰父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因为我知道:父亲一生,最爱听毛主席的话,最爱听邓小平的话。

            几十年过去,我也当父亲了,也当爷爷了,我才终于慢慢明白:父亲既是毛主席、邓小平的忠臣,又是爷爷、奶奶的孝子。在父亲心中:这四位老人家,都挺伟大的。所以,父亲对待毛主席、邓小平,就像对待爷爷、奶奶一样恭敬;父亲对待爷爷、奶奶,就像对待毛主席、邓小平一样忠贞。

            

            春雷啊唤醒了长城内外,春晖啊暖透了大江两岸;春风啊吹绿了东方神州,春雨啊滋润了华夏故园。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已有25年教龄的父亲,重执教鞭,再次登上三尺讲台。此时,父亲46岁,正值盛年,他决心:化忧愤为力量,一天当两天用,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后来。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县教育局、乡镇学区,非常理解父亲的心情,对年富力强的父亲也高度重视,先后选派他到孙庄小学、下郝庄小学任教。孙庄、下郝庄,都是小村,说是一所小学,全校也就二、三十个学生。可是,别看学校小,一至五年级的学生都有,均在一个教室上课。叫“大复式班”。

            比如,父亲给一年级讲课时,二至五年级的学生,就先上自习。然后,一个年级,一个年级,轮着来。一遍轮下来,也该下课了。一堂课,一个年级,只有七、八分钟。时间紧,任务重。必须条分缕析,简明扼要,可不是“闹着玩的”。年轻老师,刚毕业十年八年的,那是“玩不转”的。没有金刚钻,甭揽瓷器活儿。

            一个学校,就父亲一个人。父亲既是校长,又是教导主任,更是老师。而且,还必须是“复合型教师”,数语政,音体美,六项全能,文理综合性小学。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在这样的“综合性小学”当老师,还应该是个“社会活动家”,因为小学校,要和村里方方面面,家家户户,打交道。学校吃水,用电,教室门坏了,桌凳散架了,冬天买煤生火,夏天呼雷闪电,堵漏雨的房顶,都得找村干部,找木匠,找泥匠,找电工,找车把式······磕头作揖,到处求人。

            每到求人帮忙,父亲就给村里“支教志愿者”们,一根接一根上烟。有时“大前门”,有时“恒大”。都是那时的“高档烟”,乡下的“奢侈品”。而父亲只能抽廉价的“北海”和“官厅”。因此,父亲在村里,威信颇高,人缘相当好。

            据父亲回忆:那时候,在村里上小学,好像不用交任何费用,只需买个书包,买每学期各科的教课书,买几个必须的作业本,就行了。都算下来,也就几块钱,顶多十块钱,足够了。可是,就这几块钱,十来块钱,村里有人家竟也拿不出来。孩子到龄却上不了学,还有孩子读了一、两年,因为新学期买书本,又没钱了,只得辍学回家。

            父亲很痛心,很着急。一开始,父亲用自己的工资,尽量帮助可怜的孩子们,但顾了今天,却顾不了明天。终不是长远之计。治标,更须治本。

            困难面前有父亲,父亲面前无困难。困难再大,能有中国革命难。爬雪山过草地,二万五千里,都走过来了。万水千山只等闲。

            父亲的宏图大计,就随中国工农红军的脚步,一路转战到了陕北。

            父亲想起了延安,想起了南泥湾。想起了毛主席: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想起了周总理纺线线。

            毛主席把天下都打下来了,把中国人民都解放了,咱怎能让生在红旗下的孩子们,一夜回到解放前,读不起书,上不起学,再成为目不识丁的“睁眼瞎”呢?如果是这样,还怎么对得起毛主席,还怎么对得起无数牺牲了的革命先辈呢?

            父亲把几个高年级的学生找来,问孩子们:大家愿不愿意上学?

            大家都回答:愿意。

            父亲又问:可村里有孩子,因为买不起书本,上不了学,怎么办呢?

            同学们回答不出来了。

            父亲说:回去想。活人不能让尿憋死。

            第二天,父亲又找来孩子们,问:想好了吗?

            都揺头。只有班长,怯生生说:我回家请教我爹,他告诉我,都穷了十八辈子了,辈辈都上不起学,上不起学就不上呗。反正都是种地,认不认字没啥。认识庄稼,就饿不死。

            大家都笑了,父亲没笑。

            一个行动,比一打纲领都重要。

            于是,父亲带着全校二、三十个孩子,利用早晨上课前,下午放学后,扛着镢头、铁锹,到村边田间地头,种蓖蔴;到山坡、田野,挖中草药;到烂葛地、高岗子,挥锹筛沙子去了。

            都是农村孩子,从小就干活,门里出身,哪样都不“利巴”。利巴,是我老家延庆的土语,“外行”的意思。一群孩子肯流汗,不惜力,个个干得热火朝天,可比在教室上课,还来劲儿。

            家长们远远看到了,纷纷驻足观望,颇感好奇:刘老师不在教室里,给学生们上课,却起早贪黑,领一帮“小豆崽子”,今天上山,明天下地的,这是“体能训练”,做游戏?还是学习解放军,“长途拉练”呢?

            半年过去了,父老乡亲才看出了一村“惊奇”:秋天收获的蓖蔴,操场上晒干的中草药,野地里筛出的一车一车的“高粱沙”,卖到县城里,就给孩子们,换回了新书包、新书本,换回了一捆儿一捆儿的钢笔、圆珠笔、铅笔,还有转动削笔刀,还有漂亮的海绵塑料文具盒······琳琅满目,摆满一教室,就像走进文具店。

            按照年级,父亲念一个名字,就上来一个同学,领一份丰厚的学习用品。而且,全校集中管理,统一发放,按需分配。拿到这些心爱的文具,孩子们就像过节,高兴得就地翻了一溜跟头。

            芝麻开花节节高,蓖蔴开花人人笑。

            勤工俭学,校外副业,挣钱多了,父亲不光发文具,他还给孩子们发运动衣,一人两套:冬天长袖,夏天短袖。男同学一身蓝,女同学一身红。脚上没鞋,人怂半截。如此时尚的运动服,该穿“大回力球鞋”,这是必须的“标配”呀。于是,父亲又给同学们,发了两双“大回力球鞋”。冬天穿“高腰儿”的,夏天穿“低腰儿”。

            村里头头脑脑,学生家长们,紧攥住父亲的一双手,一个劲儿“钳握”,“生猛而热烈”,把父亲的手握得“生疼”。夺了好几回,都没夺出来。

            别瞧乡下人没文化,说话却“一句是一句”,比乡里县里有的领导还明白,还暖和人:解放三十多年了,村里也来过好几十位老师,哪有孩子上学不花钱的,花多花少总得花吧。您刘老师不仅不收一分钱,还给孩子们发衣服,发鞋。您问问孩子们,长这么大,他们穿过这么好的衣服,穿过这么好鞋吗?您不光教学生,更是在帮我们养活孩子呀。这二、三十个学生,不管是男是女,姓张姓李,都是您刘老师的儿子、闺女。

            说着话,很多家长,竟哽咽,潸然泪流。

            父亲既感动,又很不好意思:我是老师,都是应该做的。我家里有五个孩子。这二、三十个学生,都是党的孩子,都是祖国的孩子。

            背上了新书包,用上了新文具,穿上新衣新鞋,孩子们一改往日的邋遢样,擦干两筒鼻涕,满怀雄心壮志,咬紧牙关,手攥小拳头,夜以继日,大踏步向科学文化的高峰,奋力攀登。

            师生同心,其利断金。经过五、六年的顽强拼搏,父亲执教的学校,在全学区中心小学统考中,平均成绩,从以前的最后一名,一举跃升为第一名,全校各年级及格率、升级率,都是百分之百。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老教师,父亲既注重教书,更重视育人,使同学们“德智体美劳”,都得到全面发展,走“又红又专”的路子。

            父亲的学生,到学区,到县里参加运动会,由于学校小,他就动员所有学生都报名,大家齐上场,个个都是运动员。不管长跑短跑,还是跳高跳远,到决赛时,小运动员们比红了眼,父亲的学生,干脆脱掉“大回力球鞋”,在沙石地上,“撒丫子”开跑,赤足起跳。真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父亲任教的学校,就荣获:沈家营中心小学春季体育运动会团体总分第一名,就荣获北京市冬季体育锻炼先进单位。很多几百、上千人的大学校,见到此情此景,惊得目瞪口呆,探寻父亲:请问我的刘老师,您的学生,是吃了“大力丸”了,还是喝了“老憋精”?“刘家军”怎么比“马家军”还威武?

            父亲又不好意思地笑了,半开玩笑,半严肃地说:连“可口可乐”都没喝,更没喝“兴奋剂”,尿检都是“阴性”。人是要有点精神的。白求恩、张思德,还有挖山不止的“老愚公”······毛主席的“老三篇”,让孩子们多背一背。比吃“山珍海味”都补。大补。主席的话儿记心上,哪怕敌人逞凶狂。

            从父亲获得的一摞摞荣誉证书上,从他获得的各式各样的奖杯中,还有他贴了一墙的奖状上,以及从《中国教育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班主任》《辅导员》等报刊杂志的采访报道里,我才较为清晰地知道:以上这些故事,大都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及至八十年代,父亲单枪匹马,在孙庄小学、下郝庄小学执教期间。

            

            父亲在外面教书,当老师,不管离家多近,他都是周六回家,周日返校。在孙庄、下郝庄村教书时,父亲离家也就三、四里路,走着十几分钟也到家了,更何况父亲还有一辆德国进口自行车。可他仍是周六回家,周日返校。

            我家在农村,春种秋收,家里家外,有干不完的大活小活。母亲和我们兄弟几个,经常忙得找不着北,累得上不了炕,免不了责怪父亲:只有学校,没有家。两耳不闻家中事,一心只教圣贤书。是个“甩手掌柜的”。

            父亲只是不好意思地笑笑:我是个老师,一教室学生等着我哩。你们就多辛苦点吧。地荒了也就荒一季子,孩子荒了就是荒一辈子呀。不能把一学校的孩子撂荒了。

            母亲怒喝:地荒了,一家子吃啥?喝西北风?

            父亲小声回答:有啥吃啥吧。1960年都过来了,吃榆树皮,吃白薯秧,吃木兰芽,都能活。喝棒子面糊糊也行,多兑点水。不用喝西北风。

            骑着倒轮闸自行车,揺一路清脆的铃声,父亲又直奔孙庄、下郝庄,教书育人去了。父亲是个纯粹的“职业教育家”。别的,什么都跟父亲没多大关系,全然不往他心里去。天塌了,也不会砸到他一个小学教师头上。

            作为一名小学教师,父亲被曾经的一个又一个运动,折腾得胆战心惊,更何况他还戴了一副“富农出身”的精神枷锁。每次运动,都要“折腾”一下父亲。

            而今,“群众运动”没有了,可以集中精力上课教书了,因此,父亲焕发出青春,增添了干劲,整个心思全在工作上,又接连取得了一系列成绩。父亲便再次萌生了“入党”的强烈念头,虽然他那时已经五十七、八岁了。

            这一日,父亲特意换了一身笔挺的中山装,找中心小学党总支书记,汇报自己的这一“政治理想和人生追求”。看到“一身正装”的父亲,总支书记一怔:刘老师穿戴得这么精神,仪表堂堂,您这是要陪乡长到“县宾馆”吃宴席,还是要去北京接见“哪个国家的教育部长”?

            因为很多老师都知道:这身深蓝色毛料中山装,父亲只有到县里开会,或参加哪个教师的婚礼时,他才舍得拿出来穿穿。相当于父亲的“礼服”。

            父亲向面前的总支书记,郑重而明确地,表达出自己的“愿望”后,父亲竟心跳加快,热血沸腾,像个小伙子似地激动不已。

            的确,父亲在刚参加工作不久,还是个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时,他就向党组织递交了“申请书”。而且,总追着领导“汇报思想”,积极“向党组织靠拢”。一年又一年,执着而坚定。若不是1964年,爷爷被错打成“富农”,含冤投湖,也许父亲早就“加入党组织”了,很可能还当上了“党支部书记”。

            可世事难料,往事不堪回首。原以为“昨夜的星辰已坠落”,可谁知“我那万丈的雄心,从来没有消失过。”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中心小学总支书记比父亲小十多岁,听了我父亲的一番话,又是不易查觉地小小一怔,但很快就平静如常,毕竟是总支书记嘛。总支书记虽然年轻,却比我父亲老成,比我父亲圆熟。

            总支书记和颜悦色,耐心地对父亲说:积极要求进步,是好事,谁也不能反对您申请入党,我更不能反对,也不会反对。若是倒退二十年,哪怕倒退十年,我不仅不反对,我还要重点培养和发展您“加入党组织”哩。但是,您看,您现在,还有一、两年,就退休了。您小孙子,也都两、三岁了。退休了,哄哄孩子,含饴弄孙,天伦之乐。多好。

            这回,轮到父亲一怔,一怔,又一怔。连怔了三怔。如同三伏天,父亲正满头大汗,冷不防,被总支书记兜头泼了一桶冰水。父亲身上凉快了,心里也“拔凉拔凉”的。

            可是,父亲不想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想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他要为人类最壮丽的事业而奋斗。父亲很早就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崇拜保尔·柯察金,崇拜中国的保尔吴运铎。即使当不了英雄,父亲也很愿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自己的理想难于实现,“入党”无望。从此,父亲和他的五个儿子一见面,总忘不了谆谆教诲我们:“争取早日加入党组织”。殷切之情,溢于言表。

            等我们兄弟五个“入党”了,父亲又引导和鼓励他的五个孙子、孙女,树立远大理想,积极要求进步,为共产主义而奋斗。

            父亲的大孙子,还不到18岁,父亲就亲自指导他,写“入党申请书”。刚刚18岁,上高三时,大孙子就真的“入了党”,成为他们中学“第一个学生党员”。上大学后,大孙子又被选为系党支部副书记。父亲喜不自禁,逢人便夸他大孙子是: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

            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全家心里都非常明白:我们每个人,不管谁加入了党组织,同时也代表我父亲,一起“入了党”。

            父亲不过是一个最普通的小学教师,一个最平凡的人。他一辈子没机会和延庆县长握回手,一辈子没坐过飞机,没登上过天安门城楼。父亲最远最享受的一次旅游,是1993年夏天,和几个亲友一起,去北戴河看大海,在浅水区游泳。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当然,父亲一辈子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小学教师这一非凡的职业。

            父亲心里知道:他一辈子都是在,为祖国和人民培养人才,为共产主义事业培养接班人。

            当然,父亲一辈子热爱中国共产党,一辈子紧跟中国共产党。他热乎乎的一颗心,时刻合着党的命运和脉搏跳动。

            2008年3月3日,父亲去世那天上午,第十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了。

            3月5日,父亲遗体告别那天上午,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了。

            作为一名“党外人士”,父亲身上自然不会覆盖“党旗”,可回想起父亲的一生,我却又常常能够听到,“镰刀和锤头”的铮铮“交响”。

            想起一个多月前,2008年春节的时候,我回苏庄老家贴春联,东南大门上,贴的依然是,父亲规规矩矩的亲笔正楷。对联是: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横批是:红心向党。

            在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沈家营中心小学裴巨发校长满怀深情,讲了这样一段话:

            敬爱的刘宝珠老师,教书育人半世纪,桃李不言;传道受业遍妫川,下自成蹊。刘宝珠老师的一生,是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一生,是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一生,他为延庆的各个领域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为延庆县教育工作做出了卓越贡献。刘宝珠老师不愧是老一代人民教师的优秀代表,不愧为年轻教师学习的楷模。

            裴巨发校长说出了很多熟悉和不熟悉我父亲的人们的心声。

            著名书法家都本基先生,得知父亲不幸病逝的消息后,立即铺纸挥毫,四尺一张整宣,大笔如椽,只写了四个字:为人师表。榜书。浓墨重彩,典型的“都氏霸体字”。远远一望,顿觉:器宇轩昂,顶天立地。谁看了,都说:这书法,有情有义,颜筋柳骨。后面,站着一个人哩。这个人,就是刘宝珠老师。

            都本基先生动了真情,是拼了洪荒之力。

            如果父亲地下有知,看到都先生给他写的这副“心血之作”,毕生临书唐楷的父亲,可能会很不好意思,急得直摆手:受之有愧,不敢当。我还不是共产党员。我要好好干,再努把力,争取早日“加入党组织”。

            

            2021年7月,建党一百周年时,我曾写过一首歌词《心中的歌儿唱给党》。其中,有几句是这样写的:

            一怀初心热

            满腔血滚烫

            品味苦难辉煌哟

            感悟你的百炼成钢

            自从心中懂得“主义真”

            我们就有一个共同的信仰

            永远跟定共产党

            跟定中国共产党

            ······

            ······

            后来,作曲家朱培华看到了这首歌词,挺感动的,就主动谱了曲。

            后来,歌唱家吕薇看到这首歌曲,挺感动的,就主动演唱。

            再后来,朱培华、吕薇两位艺术家合作,就把这首歌曲拍成了mv,发表在中央宣传部的“学习强国”网和“央视频”上。同时,这首歌曲,成为浙江省归国华侨联合会“侨心向党再出发”初心之旅活动主题歌。

            共同创作了这首主旋律歌曲作品后,朱培华、吕薇两位老师都很激动,心潮澎湃,双双表示:今后,我们还要多创作一些这样的好歌,凝神聚力,鼓舞人心。我们也要以实际行动,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想:明年,中央组织部再公布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时,应该会有朱培华、吕薇两位艺术家吧。

            我还想:明年7月,我们党102岁,我父亲92岁的时候,把朱培华、吕薇两位老师和我,倾情创作的这首“心灵的歌唱”,播放给天堂里的父亲听听。

            这不仅是我“心中的歌”,不仅是朱培华、吕薇两位艺术家“心中的歌儿”。

            作为儿子,我还知道:这更是我父亲“心中的歌儿”。

            谨以此文

            深情献给

            中国共产党101岁

            父亲91岁

            纪念日

            2022年7月11日晨

            第三稿

            成于

            北京宛平竹里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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