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瑛碑》 拓片此碑刻于东汉永兴元年， 现藏于山东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
清代陈介祺和沈曾植都有“中郎亡古隶”之说，但二者书学观念却不尽相同，陈介祺秉承乾嘉余风，极力“崇古”，沈曾植则鉴古出新，倡导变通，二人对于复古与求变的选择正是晚清学术思潮涌动的一个缩影。陈、沈二人的论断虽有分歧，但均认为蔡邕是八分书的代表人物，那么他们所持“中郎亡古隶”说能否成立？从出土简牍帛书来看，隶书至少在西汉中期就已经成熟，因此将古隶的消亡归于东汉晚期的蔡邕显然与书法史不符，历代书论中“蔡邕造八分”的说法当属以讹传讹。另外，古隶除了往规整的八分书方向发展以外，同时还往简省便捷的草书、行书、楷书发展，从文字演变的角度看，“中郎亡古隶”说也不能成立。当然，如果将其看作一种文学表达方式则另当别论。
其一，通常意义上的古隶，是指标准隶书之前的隶书，而将八分书看作标准隶书是公认的说法，东汉时期的《曹全碑》《礼器碑》《张迁碑》是其中典型作品。从出土的大量秦汉简牍帛书文字来看，八分书早在西汉中晚期就已成熟，而蔡邕生活在东汉晚期，相差近200年，“中郎亡古隶”一说显然是不成立的。
文字学家裘锡圭曾对古隶书和八分做出明确区分，称“一般把隶书分成古隶和八分两个阶段。八分形成以前的隶书就是古隶。马王堆一号汉墓的隶书显然属于古隶”。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汉简，年代在公元前179—前157年，属于西汉初期。裘锡圭对这一批汉简文字总结出以下几个特点：结体不方整；一部分字形与篆书接近，也有一部分出现草书的写法；文字形体不统一，总体看来不成熟不稳定。这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对古隶书法风格的一种判定。
结合对大量简牍帛书的分析，不难发现，早期隶书正是沿着从圆到方、从弯到直的路线不断演变。如果将马王堆汉简与睡虎地秦简相比较，能明显看出这种演变的轨迹：秦简的篆书意味较浓，整体上呈纵势、圆转规整，但也出现一些平直的线条和转折；而马王堆汉简明显开始解散篆书的体势，平直用笔十分普遍，提按顿挫明显增多，很多字都有刻意突出的波磔，甚至草书的连带方式也并不少见。从汉元帝（前49—前33）和汉成帝（前32—前7）时期的居延简书来看，篆书的意味基本泯灭殆尽。再从汉成帝时期的武威汉简来看，无论是用笔、结构、章法都是标准的隶书体式，已经是很成熟的八分书了。华人德在《中国书法史两汉卷》中指出，1973年河北定县出土的大批宣帝时期（前73—前49）的简牍，是由规整的八分书书写的，这“标志着隶书在西汉中后期已成熟，这比前人据汉碑而认为隶书成熟于东汉中期，要早近200年。”
以上简牍文字足以证明，早在西汉中后期，古隶就已经演变为成熟的八分书。而蔡邕所在的年代是133年—192年的东汉末年，与西汉中晚期相隔近200年。因此，陈介祺、沈曾植所持“中郎亡古隶”一说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而且，古隶与八分书在体式、用笔、结构等方面存在全方位的差别，远非“行款姿态有人见存”和“波发”两点可以概括。
其二，从文字学角度看，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是字体演变的内在动力，任何字体都不可能是某一个人能够创造或者令其消亡的，其发展演变并不是简单的直线型趋势，而是呈交叉螺旋式的发展路径。追求方便书写和利于传播，是文字发展的最核心要素，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文字朝着越来越便捷、规范、标准的方向发展。古隶的生成源于正体（战国时期篆书）的草写，其发展也是沿两条路线行进：一是往规整、装饰的八分书发展，成为隶书的正体；一是往自由、简省的隶书草体发展，逐渐孕育出草书、行书、楷书的雏形。碑刻上的书法由于需要庄重、严谨，常常是延续传统的写法。从这一角度来说，蔡邕所代表的八分书只是古隶的发展方向之一，说“中郎亡古隶”显然与文字学发展规律不符。
当然，以陈、沈二人的学识和见地，他们提出“中郎亡古隶”很可能是出于突出文章论点的需要。古往今来，诸如仓颉造字之类的传说由来已久，早在魏晋时期民间就有“程邈定隶字”的说法，唐代张怀瓘在书论中直接认定八分、隶书、行书、草书分别由王次仲、程邈、刘德升、张芝创造，宋代书论中更是将笔法的传承附会于故事传说，历代诗人对书法家的赞颂屡见不鲜且往往带有文学夸张，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把“中郎亡古隶”说当作一种文学表达方式，其实也未尝不可。
（本文选摘自《陈介褀、沈曾植“中郎亡古隶”说刍议》，内容有删减，标题为编者所加。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美学﹝书法﹞博士）
